后来马兰听我讲叔叔在安徽自杀的事，每次都心事重重。她觉得，应该为叔叔做点事。
“他太孤独了。”马兰说，“这片土地不应该这么对待他。”
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隆重首演，产生爆炸般的轰动效应。这出戏获得了全国所有的戏剧最高奖项，在海内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时都卷起了旋风。
全剧最后一幕，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每场演出都是这样。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叔叔的死亡，使余家的生计失去了最后一个希望。
祖母与妈妈一起，想到爸爸单位去，要求他们看在全家要活下去的分上，多发一点生活费。但她们一去，正遇上批斗爸爸的群众大会。
她们从门缝里看到，爸爸站在台上被一个正在发言的批判者推了一个踉跄，台下所有的人都畅怀大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爸爸的老朋友们，祖母和妈妈都认识。平常来我家，他们都轻松得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但这下让祖母和妈妈吃惊了，因为他们笑得最开心。
“都是奸臣！”祖母在回家的路上气鼓鼓地对妈妈说。这是她一生用过的最坏词汇，是从老戏里看来的。她说：“这几个老朋友，明知我们全家有那么多人，已经活不下去……”
我听妈妈说了这个过程，觉得申请增加生活费的事，应该由我来做。
我打听了一下，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属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
百般无奈，我只得去找那两位来往较多的中学老同学。他们说，曹老师的那个“红薯造反队”地位太低，领导他们的最高司令部设在上海师范学院。如果疏通了关系，可能与“工总司”说得上话，帮一把我家，每月增加几元生活费。
我想到中学里还有一位不同班的张姓同学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可以找到他问问看，认识不认识司令部的任何一位首领。当时这些首领，其实也是学生。
我们到农场那天，正下大雪。我小时候在农村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雪，看不见房，看不见树，看不见路，只是一天一地的白色旋涡。原以为看不见的东西是被大雪盖住了，等到在旋涡里挣扎了很久才发现，其实地上真的没有房，没有树，也没有路。
终于走到了大地的尽头，前面是一个冰封的湖。湖边有一些芦苇，我们要在芦苇荡边搭建自己的宿舍。没有砖瓦，只用泥土一方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算是房了。然后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的时候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两个军人指挥着这一切，这里是军垦农场。
搭建了宿舍，军人宣布，我们的任务是砸冰跳到水里去，挖起湖底的泥，一点点垒堰，日积月累，在湖中开出一个新的农场来。而且，说干就干，立即跳下去。冻僵的脚在水底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有感觉。
从水里上岸，还是一片滑溜溜的污泥塘。大家不断摔跤，爬起来又摔。就在这时，我脚下的奇迹出现了：只有我，稳稳地走着，不摔跤，还可以去搀扶这个，拉拽那个。一开始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但立即就明白了，这是童年的历练，幼功未废。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家里没有鞋，只是太享受赤脚在泥塘里滑溜的痛快。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家乡和童年，还被我带在脚下。我由于这点本事，立即在“难友”间建立了威信。
农场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点钱，可以购买一些日用品。我一拿到，就立即全数寄回上海，祖母应该已经买了火车票回到家乡。
我猜得出她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拉一个邻居小孩陪着，到吴石岭去上坟。那儿，有她的老伴，我的祖父，还有她的一堆孩子，包括不久前去世的叔叔。
“集合，集合！”这是管我们的排长在喊。他姓陈，一个朴实的军人，与我们已经很熟。他说，来了一个副营级的年轻军官，要对我们这些大学生训话。
我们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排好队，那个瘦精精的年轻军官踱着步子站到一个泥堆上。他板着脸，压低了嗓门说：“大学生，没什么了不起。请诚实回答，你们蠢不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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