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看了一眼编辑部，在树林般的飘飘纸幡下，那些编辑吓得面无人色，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是工总司！”我想，爸爸被他们折腾了那么多年我都找不到他们，他们竟到这里来撒野了。我无力抗击他们，但如果他们得势，岂非白活一遭？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
谁知他们那里更加惶恐，原本联系《朝霞》的一位陈女士已经逃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
我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
我去了编辑部，避过两个号称“工人作家”的疑似“工总司”坐探，与其他编辑一起想了一个办法：找几十名工农业余作者，满满地挤在编辑部楼梯口的那间大房间，听我的讲座。这样，工总司如果来动武就有困难了，因为这么多听讲座的作者也全是工人和农民，而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师，没有别的身份。
我先讲鲁迅小说。几天后，再讲《红楼梦》。当时已经知道，毛泽东也喜欢《红楼梦》，因此可以大胆讲。但有时我想到屈死的叔叔，会突然语气哽咽，使听讲者大感奇怪。我边讲边关注着房门口的楼梯，等着工总司。
“工总司”如果真来动武，一定会把我抓走，然后查出我爸爸是被他们打倒的对象，后果有点严重。因此，那些天，我真正算得上大胆。门口有了较大的响动，我心一哆嗦，然后吸一口气，继续讲。
后来，据说王洪文在北京也不想上海的兄弟再折腾这等小事，危机过去了。那个先前躲起来了的陈女士重新高调出现，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边。但不幸的是，我已传染了爸爸的肝炎，一时病情比爸爸还重，自己要住医院了。
这山间老屋已经很有年岁，处处衰朽。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当年一点不平常的气息。楼有两层，盛老师在当地的两个朋友用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一把生锈的大锁，破门开了。走上一个满是灰尘的楼梯，在转弯处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大概有四平方米吧，这就是我的住处。
我知道周围山间都没有人住，那两位朋友已经为我架好了一张小床，留下一个水瓶，关照我不要忘了关门，就走了。我一个人坐下，盘算着什么时候下山搜罗一点耐饥的食品，再到山溪打一桶水。这个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老地荒般的彻底孤独。
夜里风雨很大。无际的林木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尽着性子在奔涌咆哮。没有灯火的哆嗦，也没有野禽的呻吟……
第二天上午，风雨停了，我听到一种轻轻地推开楼下破门的声音。正因为轻，把我吓着了。
更让我发怵的是，破门又被轻轻合上了，传来更轻的走楼梯的脚步声。
再一听，好像不是脚步声，只是老楼梯的木头在自个儿咯咯作响。
我把自己的房门推开一条最小的缝往外看，只见一个极其清瘦的老人，朝我的房间走来。我立即转身把自己贴在墙上平一平心气，等待着有什么事发生。但是，老人并没有进来，他在我门口转了个弯，又继续往上走。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老大爷显然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但他是谁？在这里做什么？那间房间又是干什么用的？陪我来的那两位朋友并没有提起。
本来，被吓着的应该是我。但是他老成这个样子了，我却担心起他被我吓着。我故意用手在门框上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门口看下来，我随即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了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站在二楼正间的门口往里望，嗬，满满一屋子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这你应该是知道的。这是蒋介石的图书馆，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图书馆。”听得出来，他对现代年轻人的历史知识有怀疑，因此尽量往浅里说。
我问：“能看看吗？”
他说：“请。”
我走到第一个书橱，就在《四部丛刊》前停了下来，并伸手打开橱门，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爷有点吃惊，便随口说：“这《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当地一个叫朱守梅的绅士，在一九三〇年捐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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