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富林文化遗址尽管现在还不太著名，而且与其他遗址相比，挖掘出来的物品也不是很多，但是，它却处于中华文化史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段上。
四千年前，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中华文化跨进成熟文明门槛的关键时刻，在中原，正值夏代。就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明”而言，这个时段因文字、市邑、青铜器的汇集，而成为一个重要起点。
长江下游的情况，与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有着明显差异。但是，总会有好奇的学者很想看看在这个重要起点上长江流域的动静、长江下游的动静。那么，松江广富林，是一个绕不开的地点。
而且，这个时段，也是中国古代氏族社会逐渐解体的关键点。
我前面说了，不要简单地把广富林遗址和现代上海生拉硬扯。但是，这样一个遗址存在，却使现代上海承担了一种思维责任。
总的说来，广富林文化的出现，对今天的上海文化来说有点突兀。上海的习惯性思维方式，缺少面对遥远古代的准备和兴趣。但是，我觉得身处文明古国，每一个大城市的合格市民都应该具备关心古代文化的基本素养，不管这种古代文化产生在什么区域，离自己的城市是近是远。
这儿所说的古代，是真正的古，也就是足以纵横数千年而不是局囿一百年，更不是开口闭口就是三十年代、民国时代、孤岛时代，而且越说越玄乎、越说越无知、越说越反胃。
为了摆脱琐碎和无聊，上海拥有一个长久性的考古现场是一件好事情，至少可以帮助上海人领略文化的初旨。初旨，是雄伟本性的豪迈起步。
身处生态危机频发的今天，现代上海人更可以从这些考古现场体会到数千年间曾经一再出现的环境生态威胁。然后，重新理解国际环保人士对于上海几十年后有可能面对的生态危机的提醒。
悠久的时间会经常敲响警钟：我们并不安全，尽管看起来是那么舒适和华贵。
既然文化的初旨是“雄伟本性的豪迈起步”，那么，考古必然会帮助人们更深地理解整体文化，包括当代文化。
以前，很多考古学家一再声明，考古学上的“文化”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两回事。例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中的“文化”概念，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就不一样。这种区分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的共性。
考古学上“文化”，是指由实物遗存证明的人类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那么，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指什么呢？说法很多，著名的定义就有两百多种，但在我看来，应该仍然是指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
这里所说的生态，包括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两个方面。其中，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保存下来而进入文化，由精神价值的选择来决定。那么，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也就可以进一步称之为“以精神价值为核心的生态共同体”。
我把考古学上的“文化”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合为一体，是想以初旨为坐标，来提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学术含量，防止它被大量表皮现象所肢解。现在，大家在“文化热”的潮流中，常常失去“以精神价值为核心的生态共同体”的文化初旨，越讲越零碎，结果很可能以文化的名义败坏了文化。
我一直动员我的学生和其他文化界朋友稍稍关心考古，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考古，乍一看是爬剔远古时代的破残印痕，其实与当代生气勃勃的文化创造密切有关。
十九世纪的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Schliemann）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Evans），通过考古，印证了《荷马史诗》中的描写，使人们知道千古诗情与野外挖掘的密切关系。他们也使欧洲文化重见源头、重知根脉、重获初旨。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以后，不少充满诗人情怀的文化人成了考古学家，例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陈梦家等等。由此可见，考古，是现代人对于自己邈远身世的大胆追寻，借以遥想祖先为什么要有文化的原因。
一
我一直想写写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算不上重大名胜。但是如果全都躲开了，那就躲开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生态秘密，非常可惜。
一说江南小镇，闭眼就能想见：一条晶亮的河道穿镇而过，几座灰白的石桥弓着背脊，黑瓦的民居挤在河边，民居的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一级级伸向水面，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缕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上有一排又低又宽的石栏，几位老人正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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