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一：
对浸润于酱缸文化而浑然不觉的人而言，“小人”从来都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只有渴望健康人际关系、期望正直生活着的人，才会有痛彻心扉的感受。英雄创造历史，小人改写历史。一个不健康的社会才会有小人的用武之地。（老愚）
点评二：
本文既是对“小人”的判决书，也是一纸道德审判书，但不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面对复杂隐秘的人性（比如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以君子/小人这一边界模糊的人二元对立语义结构识人，恐怕不是现代人应有的态度。（马策）
点评三：
人类历史总体上是在相对明亮的主题上行进的，但由于小人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躁”。本文条分缕析地指出小人的八大行为特征：小人见不得美好，见不得权势，不怕麻烦，办事效率高，他们不会放过被伤害者，他们需要博取同情，他们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他们最终控制不了局势。他们组成了密密层层、形形色色的历史暗角，使民族前行的步履更加趔趄和错乱。其社会性后果不可小觑。
小人现象在历史上的充分呈现，固然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制和社会下层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结合双方虽然地位悬殊，却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终于化合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态方式。静心检视，我们观念上的缺陷、情感上的牵扯、心理上的恐惧、策略上的失误、灵魂上的对应，也使得“滋生他们的那块土壤总是那样肥沃丰美”，小人于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面对小人，我们理应疗救，这又是一个相当宏大的论题。尽管良方难觅，不妨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在人格、人品上昭示出高贵和低贱的界限”。
全篇吐纳古今，驰骋中外，揣摩文化心态，让人频生共鸣，由人而事，由事而理，自然而自如。（傅应湘）
一
十余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大吃一惊，便急速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査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毎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的发达、豪富人家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的剥削。因此与全国相比，当时山西城镇民众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八二二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大批西迁，再把一些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民众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西迁，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百零六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见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信号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例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观剧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