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麦克尤恩在阅读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作品之后，肯定是在别人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形象，然后写下了地道的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这家伙二十多岁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读一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一个天才是如何诞生的。
麦克尤恩在这些初出茅庐的故事里，轻而易举地显示出了独特的才能，他的叙述有时候极其锋利，有时候又是极其温和；有时候极其优雅，有时候又是极其粗俗；有时候极其强壮，有时候又是极其柔弱……这家伙在叙述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恰到好处。与此同时，麦克尤恩又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学，展示出了普遍的文学，或者说是让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继续。什么是文学天才？那就是让读者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从独特出发，抵达普遍。麦克尤恩就是这样，阅读他作品的时候，可以让读者去感受很多不同作者的作品，然后落叶归根，最终让读者不断地发现自己。我曾经说过，文学就像是道路一样，两端都是方向。人们的阅读之旅在经过伊恩·麦克尤恩之后，来到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车站；反过来，经过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同样也能抵达伊恩·麦克尤恩的车站。这就是为什么伊恩·麦克尤恩的叙述会让我们的阅读百感交集。
我的意思是说，当读者们开始为麦克尤恩的作品寻找文学源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现实处境寻找一幅又一幅的自画像。读者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会唤醒自己过去阅读里所有相似的感受，然后又让自己与此相似的人生感受粉墨登场，如此周而复始的联想和联想之后的激动，就会让儿歌般的单纯阅读变成了交响乐般的丰富阅读。
什么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这就是。
二〇〇八年四月五日
今年六月在北京的时候，我的老朋友万之说他把瑞典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翻译成了中文，同时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然后，我读到了《失忆》。故事似乎是瑞典教育部门的一个腐败官员被双规了，面对纪检人员无法解释清楚自己远远高于薪水的灰色收入。这是一个失忆者的讲述，纪检人员似乎也是失忆者，甚至社会也是一个失忆的社会。作者把人的失忆和社会的失忆描写得丝丝入扣。
这是一部细致入微的书，里面的优美让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的不安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释梦》，里面时时出现的幽默让我想起了微笑。一个失忆者在滔滔不绝的讲述里（也是自言自语）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痕迹：不可知的文件箱，一个新鲜的伤口，几个日期，一封信，一个地址，一份发言稿，旧日历等生活的碎片，它们之间缺少值得信任的联结，而且这些碎片是否真实也是可疑的，但是这些碎片比失忆者更了解他自己，作者在写到一堆钥匙时说：“其中一把钥匙比我自己更知道我的底细。”
我的阅读过程十分奇妙，就像我离家时锁上了门，可是在路上突然询问自己门锁了没有？门没有锁上的念头就会逐渐控制我的思维，我会无休止地在门是否锁上的思维里挣扎。或者说我在记忆深处寻找某一个名字或者某一件往事，当我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的时候，有人在旁边说出了一个错误的名字或者错误的事件时，我一下子又远离了。
我似乎读到了真相，接着又读到了怀疑；我似乎读到了肯定，接着又读到了否定。这样的感觉像是在读中国的历史：建立一个朝代，推翻一个朝代，再建立一个，再推翻一个，周而复始。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一部用银行点钞机的方式可以阅读的书，而是一部应该用警察在作案现场采取指纹的方式来阅读的书；或者说不是用喝的方式来阅读，应该是用品尝的方式来阅读。喝是迅速的，但味觉是少量的；品尝是慢条斯理的，但味觉是无限的。
埃斯普马克似乎指出了人是失去语法的，而这个世界是被语法规定好的，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而语法，在这部书中意味着很多，是权力，是历史，是现实，等等，糟糕的是它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埃斯普马克的这部小说，既是观察自己的显微镜，也是观察社会的放大镜。
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失忆的社会性，我要说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挪威举办了一个中国文学周，我当时在美国为英文版新书做宣传，没有前往。我的朋友汪晖去了，他回来告诉我，挪威的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都会问起前年的和平奖。今年十月我去了挪威，我在飞机上想好了如何回答和平奖的问题，结果没有一个记者问起和平奖，挪威的记者失忆了。他们都问我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我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像我这样的平民议论这个，属于谣言。第二个例子是最近的钓鱼岛争端，日本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令中国人气愤，可是仔细想想，我们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也是可以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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