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说得对，是不太好！”
“还是市长考虑得周到！”
“咱们不能好像要成心惹人家日本人不高兴似的！”
人们七言八语表示赞同市长的看法。
“这条标语是我们校的同学们写的。第一条也是，其实大家没别的动机，第一个气球升起来了，觉得它怪孤单的。咱们中国人习惯对称美，讲究成双成对儿，所以又有同学升起了第二个，当时大家不过是怀着一种简单的心情这么做的……市长您看要是改成‘向大和民族学习，向大和民族致敬’呢？……”
日语系的女大学生，一根手指顺着鼻梁往上推了推镜架，和市长进行平等的协商。
市长仰望着那条主要是为了配对儿升上天空的标语，沉吟地说：“那要强多了！不过，若由我来写，我就这么写——‘做和平使者，促中日友谊’。这就不卑不亢了。你回去跟你的同学们商量商量，我提的供你们参考。你想的也行，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同志们，我得赶到市委去了……”
于是人们纷纷为他尊敬地让路。这一种尊敬是他看得出来的，也正是他的精神和心理都非常之需要的。虽然他在下台阶，他却感到自己渐渐高大起来。
他快步走到车旁，转身向人们摆手。
人们也向他摆手。
以后的几天里，究竟谁将是谁的上帝呢？我是他们的？还是他们是我的？……
他头脑中带着一个自己回答不了的问号，情绪满足而又十分迷惘地离开了……
市委已不再是一座空荡无人的到处肮脏不堪的大楼。众神归位了。各个办公室的主人们都在擦窗子，拖地。刚刚冲洗过的湿漉漉的走廊，弥漫着消毒水儿的气味儿。有几位女性，在走廊内溜过来溜过去，一旦发现墙上有特殊的污秽，便用玻璃片儿刮。刮净后，再用砂纸打磨，打磨到刮痕看去不那么显眼为止。
“市长好！”
“市长好！”
“好，好，大家好，同志们好！”
“市长，您看磨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我看是可以了。我说同志们，不必太认真了！日常工作要紧啊！反正以后是要重新粉刷一遍的……”
“就是嘛！可管理局长眼睛像长了钩子，刚才还盯在我们屁股后面，指着这里说不合格，指着那里说越刮越脏。还说刮得好不好，关系到国际形象问题……”
“没他说的那么严重，我一会儿告诉他，睁只眼闭只眼，咱们自己首先看得过去就行了！”
秩序一旦恢复，体现在这座大楼内的一切官僚主义领导方式的劣性病，又开始将人们纠缠得腻腻歪歪的了。市长不得不对那几位女性的“功绩”予以充分的肯定。因为她们一个个都是那么一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样子。他看不得她们那副样子。觉得比墙上胶着的污秽更有碍观瞻。
他的办公室已非常干净非常整洁了。墙壁分明也用玻璃片刮过用砂纸打磨过了。地毯吸过了。有的地方铺上了几层吸水纸。就是被撒过尿的地方。看来干净和整洁绝非秘书一个人的劳动成果。
秘书不在。桌上，笔筒压着一页纸。他移开笔筒，见纸上写的是——市长，我去配眼镜片。如您又要离开，请留下行止。
他在办公桌后的大皮椅上坐下。欲吸一支烟。没从兜里掏出烟，倒掏出一封没糊口信皮儿上也没一个字的信。他记得他离家时是揣了一盒“双喜”的。想了想，想起是在医院里“犒劳”那十几位“做了错事的英雄”了。至于信，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在什么时候揣入他兜里的。肯定是有人在他根本没察觉的情况下揣入他兜里的。因为这件西服是他离家时新换的。因为他离家后根本没从谁手里接过什么信。
他拿着它，瞧着它，犹犹豫豫的，不知道究竟应该把这封“变”到自己兜里的厚厚的信怎么办才好。一看自然就全明白了。但怕信的内容可恶，破坏了自己的情绪。不看又怕信的内容重要，耽误了什么大事。
终于他还是说服自己将信纸抽了出来。共十七页，标着页数。先看最后一页的署名——陈克强。一个毫无印象的陌生的名字。而且似乎是一个晦气的名字。克强——那结果不是只剩下弱了么？叫陈克弱才对劲么！他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这个毫无印象的陌生的名字。因此对这封信产生了抵牾心理。当然，还因为它太长了！
及至他一目十行，一分钟一页，将十七页写满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的信看完，才断定陈克强这个晦气的名字乃市立二院院长的名字。进而断定对方是在挽着他走的时候，趁机将信塞入他衣兜的。这使他不仅对此信心有抵牾，而且感到十分恼火。尤其可气的是，这封信分明原本不是打算写给他的。“尊敬的市长同志”七个字，是写在另外一种纸上，剪下一条贴到信上的。他细看信纸的背面，企图从背面看出原本是尊敬什么人，但看不出来。走到窗前，对着阳光细看，仍看不出来。贴上的那一条纸太厚了。医院院长的这一种做法，使他联想到了不法商贩贴假商标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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