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愤怒所驱使的人们渐渐向市委大楼的台阶逼近。最前边的人已经踏上了第一层台阶。
“吊死他！”
那个秘书替市长找来的警卫突然怪叫一声，像一只袋鼠似的，跳跃着逃入楼内。
坐在地上挣扎不起的秘书，早已将一只高跟鞋攥在手里，当成随时准备进行抵抗的武器。恐惧地瞪着人们，另一只手撑地面，鼻涕虫似的，亦缓缓向楼内倒着蠕动……
“公民们，请求大家，允许我到电视台去，我要发表电视演说！我要宣读《告市民书》……”
“他撒谎！他骗人！……”
“演你妈的狗屁说！……”
“我们不要听什么《告市民书》！你回答，一白天你都猫在哪儿啦！你他妈的算什么市长！……”
这些人们，像一些在兵荒马乱中被家长丢了的孩子。他们原本一心切望寻找到爸爸或者妈妈，然而一旦找到了，最初的情绪并非激动。他们所受的惊吓，以及在种种可怕之境所感到的被存心抛弃不顾般的绝望，一时统统化作大的委屈大的愤怒。某些有过这样经历的孩子，需待长久的心理治疗之后，才能重新恢复对父母的信赖。给他们以宣泄的权利，甚至在他们咬掉自己左手一指后，仍以右手去爱抚他们，不愿从此永远失去孩子信赖的父母，都是无须别人指教也肯也会这样做的。
市长虽不是心理学家，但这个道理他也是懂得的。不过他所面对的，并不是他的孩子们。即使他们并没有失去理性，他在他们心目之中也从不曾是什么家长。甚至连叔舅姨婶那点儿情分也不可能有。
市长一步也未后退。他还从未像此时此刻这般冷静过。他镇定极了。一动不动。以无与伦比的高超的表演技巧，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肌肉不呈现出任何的怯懦和畏惧，想象自己是高仓健一类的冷面影星，而眼前不过是一场戏中的大情节。我是主角。他想。我是彼得大帝。我是瑞典女王。要么便是路易十六。大情节从来都是为主角编排的。在大冲突大矛盾大跌宕中，主角万不可丧失主角的意识。他暗自鼓励自己说我能成功。他十分明白，他所控制着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面部肌肉，也是眼前黑鸦鸦一片的人们接下来的行为。这使他感到自己不但是主角同时是导演。他从离他最近的人们的脸上和眼睛里，看出他们期待着他的表情有所暗示。实际上他们想要宣泄可是仍觉得理由不够充分。起码还没有充分到足以使他们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程度。更准确地说，他们期待着他为他们提供理由和根据。若他怯懦了，若他畏惧了，若他后退半步，那么他将死定了。并且，他的秘书的不大不小的一条命，只怕是也无疑要交待于他了。眼前这些人们，对一位无能的市长，有理由有根据表示他们的愤怒——他们已经这么认为他并在表示他们的愤怒了。但还不至于以愤怒的名义判他的死刑。普通的人们即使在严峻时刻，对无能之辈往往也仅只是愤怒而已。他们会因一个人的无能羞辱这个人，但除非残暴之徒绝不会因一个人的无能置这个人于死地。他们喊着嚷叫着互相怂恿着要打死他要把他吊死在电线杆上，依然不过是一种愤怒的情绪呼咤而已。它距离行为还差着关键的半步。他的丝毫的怯懦和畏惧都会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从情绪向行为跨出这关键的半步。如果一个人不但无能而且怯懦，而且被认定了是个偷安苟活之辈，而且是一位市长，那么无论将他活活打死或吊死在电线杆上，他们是都不会因此而有什么罪过感的。
故作镇定的市长脸上那一种镇定是纯粹的镇定，是一种无其他任何表情的镇定。除了镇定只有镇定。除了冷面影星般的镇定，任何一种表情，都可能是不适当的，都可能因其不适当而刺激他所面对的人们的愤怒。在那几分钟内市长堪称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演员。镇定之极而没有镇定地微笑着。那几分钟内他想微笑也不能够。恰恰是这一点救了他的命，使他的镇定具有一种权威的凛然之色，使人们似乎觉得，对于他们，有这么一位市长，也许还是比没有这么一位市长更多点儿什么希望。起码，他们还有聚集在一起的驱动因素。离市长最近的人们，驻足于第一层台阶，犹犹豫豫地，似乎还是怕冒犯了什么似的，不再向上迈步了。
这使市长觉得，他和他们，像在表演气功。一柄看不见的双矛扎枪，一端顶在他的咽窝处，另一端顶在他们的咽窝处。这一种僵持对于双方都不可能持久下去。因为双方都会耐不住性子。而首先耐不住性子的，无疑的将是他这一方。也就是他自己。扎枪的矛头总是刺穿沉不住气的人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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