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举的“安德海案”和“庚辰午门案”，只是慈禧太后破坏制度的一二例子而已。其他的破坏，甚至更严重的破坏，还多着哪！例如立光绪，是破坏宗法制度；修名园，是破坏财政制度；杀戊戌六君子，是破坏司法制度……诸如此类的破坏，还算是粗枝大叶的。其他无微不至的，还更惊人呢！以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的“沈荩案”为例。要处死沈荩，可是因为慈禧太后生日快到了，不愿用行刑来破坏庆典，又不愿等到“秋决”，就干脆在监狱中把沈荩鞭打四小时，血肉横飞后，再予勒毙。这种杀人新招，又哪里有制度？
我的劝告
所以，说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个制度”，是与历史真相不符的。固然历史剧难免“不完全是依照历史”，但是完全相反的出入，就太离谱了。“本事”中的许多叙述，不幸正是如此。如果《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只是普通的清宫戏，又当别论。但是我们冀望李翰祥的，和李翰祥自我期许的，显然有百尺竿头的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怀疑李翰祥发挥得是不是少了一点？用这样空前绝后的大戏，做“现代人的借镜”，是不是美中不足了一点？
说到“现代人的借镜”，李翰祥说：“我想如果说我是以古喻今，也许过分一点，但多少会有一点。”但是，“以古喻今”的一点——当然是重点的一点——又在哪里呢？
我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应该加强垂帘听政的部分。慈禧太后一生三次垂帘，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是光绪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是光绪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这漫长的黑暗统治中，慈禧太后实在是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执政者样板，她毒辣、她阴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贪鄙、她“举天下以奉一人”。这些丑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个红颜老去、经期难调的女人，于是一切就更杠上开花了。慈禧太后这一样板意义，我觉得是《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最该刻意串联的现实意义，而正好用来“以古喻今”。……（编者略）
我深信，用电影手法去表达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李翰祥如肯深入去做，必然能给人们更美满的影响。我在台湾，不能看到老友的新作，至感遗憾。乃特别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一番，以寓爱深责切的微意。同时也给隔水相望的艺术工作者，做一次“不是猛龙不过江”的劝告。
1983年10月15日
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专栏，今早写完《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写西太后。我说她“实在是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第一个执政者样板，她毒辣、她阴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贪鄙、她‘举天下以奉一人’”。写完了，我再把她和国民党比较比较，发现颇有趣味。
西太后虽然和国民党有太多的共相和共性，但细比之下，发现西太后在专制之余，还有所忌惮、有所怕。她所怕的，主要有四：
第一怕“天命”。《论语》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西太后虽非君子，但对模模糊糊的“天命”，还是有所畏的。《清史稿》说她晚年要实行宪政，原因是“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所以，“天命”之畏，是西太后第一怕。
第二怕“祖宗”。西太后虽然为了私利，多次破坏祖制，但她是心虚的。所以她说“垂帘非所乐为”，说“不得已垂帘听政”，说“本万不得已之举”。《元史》中讲“三畏”，说“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识见有未尽、畏年少不克负荷”。其中“畏辱祖宗”一项，西太后是有此心的。所以，“祖宗”之畏，是西太后第二怕。
第三怕“鬼神”。西太后在鬼神信仰上，与旧式中国妇女无何不同，她是怕鬼神的。八国联军进北京，西太后仓皇出走，临走前还把珍妃推到井中淹死。她虽然用最毒辣的手段谋杀“政敌”，但是回北京后，心里害怕，同意以“皇贵妃”名义追赠珍妃，并且烧纸上香。所以，“鬼神”之畏，是西太后第三怕。
第四怕“历史”。古代统治者受了《春秋》笔法的影响，对历史，都有传统的敬畏。6世纪的一个皇帝就向一个著名的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一个皇帝，也向魏收说：“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做魏太武（北魏道武皇帝）诛史官。”这些都是怕历史的传统，西太后也不例外。所以，“历史”之畏，是西太后第四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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