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就以上面举的正史为例，一个阅历较多的人，翻开了《宋史》一读，就不难发现，《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这种错误，岂不叫人很苦恼吗？这种苦恼，在正史以外，同样可从小说中找到例子。看过克林（Alexander Klein）名作《伪叛国者》（The Counterfeit Traitor）的人，我想都会油然而生“忠未易明，奸未易察”的感觉。这些例子，都说明一项事实，就是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验证方法。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如法国的“德雷夫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德雷夫斯于1894年被诬卖国，被判无期徒刑。幸赖文豪左拉写《我控诉》（J’accuse）等文，为他洗刷，于1906年才得免罪。然而直到1930年“斯威兹可本文件”（Schwartzkoppen’s papers）公布，德雷夫斯的清白才完全澄清，可是时间已在沉冤三十六年之后。又如中国宋朝的“岳飞事件”，男主角却没有这位法国将军的好运气。岳飞生前冤死狱中，死后拖了七十年，才算“还我清白”完毕。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吁天辩诬通叙》里，曾有一段话说：
独以先臣受暧昧不根之谤，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或者犹有以议先臣之未尽，臣窃痛焉！
岳珂本人虽然并非善类，但他在为他祖父辩诬一点上，却做得很卖力。同时他也没装作一个假左拉，学“我控诉”姿态，为洗刷岳家人物而攀诬别人。岳珂另一段话说得很动人：
臣闻天下之不可泯没者，唯其理之正也！藏于人心，散于事情，虽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扬，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隐然而不可诬者。是故伸屈有时而不同，荣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为今日之荣；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后日之伸也。
岳珂这段话里暗示了一件事实：伸屈荣辱等事，有昔日今日后日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使“晦而未彰”的真相、“抑而未扬”的冤屈，有所澄清。所以，论断伸屈荣辱等事，似乎应该加上一项新条件，就是“时间的因素”。
“时间的因素”，从某些方面来说，有不少运气和残忍的成分。前面举出的德雷夫斯，如果他本人活不到七十六岁的高龄，他就无法在死前五年获得完全昭雪的机会。更鲜明的例子是日本“吉田石松事件”。吉田石松从1913年起，就坐冤狱，一坐坐了七千八百八十天，出狱时候已五十七岁。那时候已是1935年，正好是德雷夫斯死的那一年，李敖生的那一年。吉田石松出狱后一直要求平反，直拖到1964年，政府才正式宣布他是无辜的。当时他双手上举，两眼全是泪水。他已经八十四岁了！他含冤难复，前后长达五十一年。最后他终于“赢”了，在他有生之年“赢”了，这是何等运气！又是何等残忍！
所以，也许可以这么说：有冤屈的人，必须有赖于“时间的因素”来辨冤白谤。没有当时反击能力的人，他必须设法长寿，比他的“敌人”活得更长久。这些话，说来好像笑谈，但笑谈之中，往往有着不少白发和眼泪。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一开始就有一段写戊戌政变的殉难者谭嗣同。全文是：
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时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苍苍斋诗》，自题为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盖非其所自患者也。浏阳殉国时，年仅三十二，故所谓新学之诗，寥寥极希，余所见唯题麦孺博扇有《感旧（怀）四首》之三。其一曰：“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灯下髑髅谁一剑？尊前尸冢梦三槐。金裘喷血和天斗，云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傥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其二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蒙。桐花院落乌头白，芳单汀洲雁泪红。再世金缳弹指过，结空为色又俄空。”其三曰：“柳花夙有何冤业？萍末（水）相遭乃尔奇。直到化泥方是聚，只今堕水尚成离。焉能忍此而终古？亦与之为无町畦。我佛天亲魔眷属，一时撒手劫僧祗。”其言沉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遣情之中，字字皆学道有得语，亦浏阳之所以为浏阳、新学之所以为新学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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