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修主人（清礼亲王昭梿）《啸亭续录》卷三也记此事，说：
纯皇帝（李敖按：乾隆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旨尝阅睿忠王传，以其致明史忠正公书，未经具载回札，因命将内阁库中所贮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真大圣人之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尝闻法时帆言，忠王致书，乃李舒章（雯）捉刀，答书为侯朝宗（方域）之笔也。二公皆当时文章巨手，故致书察时明理，答书义严词正。不唯颉颃一时，洵足以传千古，亦有赖忠王阁部二人之名节昭著故也！
乾隆皇帝不但为史可法出版了遗作，并且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史可法就义以后一百三十一年，赐谥“文正”，建祀立碑，题像赋诗。在敕赐专谥文里，乾隆说史可法“砥行能坚，秉诚克裕，遭时坎坷，恒仗节以无挠；殉义从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览披信史，轸念忠徽，予褒显于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于往籍，载锡嘉名，象厥生平，谥为忠正。於戏！溯流芳于顽廉懦立，节或重于泰山；彰定论于世远风微，荣更逾于华衮。幽光特阐，鉴当年嗷日之心；正气咸伸，励万古疾风之节。钦兹茂典，慰尔英灵”。虽然史可法死后被他所反对的敌人如此礼遇赐谥，未免滑稽，但是古代统治者对敌人的度量，比起小气的国民党来，却足以发人深省了！
1984年9月7日
〔附记〕关于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捉刀者有不同说法。据邓之诚《史忠正答摄政王多尔衮书》（《古董琐记》）：“摄政王致史忠正书，为华亭李舒章雯笔，见《啸亭杂录》。史复书，乐平王纲笔也。纲字乾维。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按谈迁《枣林杂俎》云：出自沔阳黄曰芳笔。曰芳庚辰进士。忠正俾答书，词颇峻。忠正手删之云：‘不必角口。’曰芳曾刻其原草。《借庵偶笔》云：乃新建欧阳五敕笔，江都强惟良脱稿。未知孰是。”
许多人一生都难免遭到小人之患。信命的人说这是“命犯小人”，认为是命中注定；不信命的人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但不否认确有“路遇小人”的情况发生。遭到小人之患以后，反应各有不同，大体说来，可分消极与积极二类。消极的反应是置之不理小人；或者采取低姿势，跟小人妥协；或说好话；或出之以利诱等等。总之，最后的目的在使小人远扬为吉。积极的反应则是面对小人，采取高姿势，跟小人不妥协、不说好话，甚至出之以威胁以使小人就范等等。总之，最后的目的在使小人得到惩罚与教训，绝不姑息小人。
在积极的反应方面，也有二类，一类是小市民式的做法，一类是大丈夫式的做法。小市民中不肯姑息小人的，他们遭到小人之患，所用以抵抗的本领毕竟有限，因此他们在“无力感”之余，最后多求助于神明。这种做法，最有趣的是香港的“打小人”仪式。香港的“打小人”仪式，多在三岔路口行之。传说三岔路口煞气大，可以把小人叉住。三岔路口以外，有的也在庙宇进行。被打的小人对象分两类，一种是不记名式的，一种是记名式的。前者是对付一般小人作祟的；后者是对付特定小人作祟的。因为特定，所以要在小人纸上写出该小人的姓名住址；如有生辰八字一并写出，效果更佳；如有该小人玉照一帧，一并缴出，效果就如神矣！写出姓名地址的公式不外是“狐狸精某某某今年三十三岁，七月十五日丑时生，唔知时头时尾，是真是假，住在呢个某某道某某号”之类。“打小人”时，当然上香斋供一切如仪，登时以鞋来打破小人纸，有的用小铜剑刺破之，或用香头、烟头烧之。如有照片，则更方便，就小人玉照之要害处使他眼瞎嘴破，以快人心。该小人自此不能为祟或一时不能为祟，也自不消说矣！
从这种香港模式看来，小人打了半天，其实只是一种精神胜利，当然是很可怜的。但是这种小市民式的做法，不肯姑息小人，其一念愚诚，倒也不无可嘉呢！
在另一方面，大丈夫式的做法则另有一套。大丈夫“打小人”的方式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三脚”，是以色列式的大力报复主义、快速报复主义。大丈夫绝不姑息小人，绝不让小人横行，绝不纵容小人，绝不让小人陷害他、诽谤他、妨碍他后而能免于惩罚。当然，大丈夫的做法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他展示实力，但用的是合乎正义与法律的手段，用的是正常的奇兵。大丈夫是不用下流手段的，当然也绝不用香港模式的精神胜利手段——胜利是全面的，只有精神，怎么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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