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汉朝董仲舒手里，“六艺”之名早已形成。董仲舒说：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繁露》）
“易”本来是卜筮手册，它本身很简单，有玄没有理。但喜“易”的人，意犹未足，硬要弄出玄理来，所以愈来愈不简单了。把“易”弄到玄理化，他们很自然地要找个大师依附。孔子就在这种需求下，被“易”攀上了亲。于是孔子变成了喜“易”者，“易”变成了“六艺”之一。
喜“易”者不但攀到了孔子，对所有道统中人物也大攀特攀。他们说“易”中的“经”和“传”，都出自圣人之手：演卦的是伏羲；重卦的是神农（或伏羲，或文王）；作《卦辞》《爻辞》的是文王（或周公，或孔子）；作《彖传》《象传》的是孔子。其实这都是造谣。因为这些说法的来源，都是战国、秦、汉之间的书，是不可信的。
造谣中最登峰造极的，是《系辞传》中说五帝先王“观象制器”的玄理系统。根据这种系统，五帝先王做的每一件事，都从“易”而来。伏羲做渔具，神农做农具，黄帝、尧、舜垂衣裳、做船、服牛乘马、盖房子、造棺材，等等，等等，无一不取自卦象。没有“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就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易”的重要，当然超出一切之上。这样看来，“易”不但是“六艺”之一，甚至是“六艺”的头头了。于是，在西汉后来，古文家，就把“易”提到“六经”之首了。
于是，《庄子》里的“六经”次序——“诗”“书”“礼”“乐”“易”“春秋”，到了汉朝，就变成了“易”“书”“诗”“礼”“乐”“春秋”了。班固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就这样，“易”由后起之秀变成了“为之原”，在经典排名战中，摇身一变成为龙头老大了。
1985年1月14夜12时半
白居易认为诗不是“嘲风雪、弄花草”的，诗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他曾编《讽谕集》，收诗一百七十二首，批评时政。他要求统治者“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结果诗一发表，“权豪贵近者相目色厉，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是唐朝创作最丰富的诗人，写诗三千首。他限定诗要能“老妪能解”（老太太都能听得懂），他的诗当时流传各地，很受欢迎。有的妓女甚至以会背《长恨歌》而增加身价。他“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见到有题他诗的、背他诗的各阶层人士。白居易的受人欢迎程度，由此可见。
白居易有一首《驯犀》诗，全诗是：
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
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
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
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
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
以瑶刍锁以金，故乡迢递君门深。
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
驯犀生处南方热，秋无白露冬无雪。
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
饮冰卧霰苦蜷跼，角骨冻伤鳞甲缩。
驯犀死，蛮儿啼，向阙再拜颜色低。
奏乞生归本国去，恐身冻死似驯犀。
君不见，建中初，驯象生还放林邑。
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泣。
所嗟建中异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这诗大意是说，驯服的通天犀，长相使人害怕、犀角使鸡害怕。海外蛮人听说中国有圣明天子，就赶着犀牛骑着驿马从万里外来到中国。一旦在大明宫内晋见天子，就又叫又跳又下跪陈述自己的功劳：经过了五年驯养才可以进献皇上，经过了六道翻译才能够沟通语言。皇上嘉许蛮人和犀牛都来自远方，就把蛮人安置在宾馆里，把犀牛送进了上林苑，用香草喂养，用金链锁住。犀牛从此就远离故乡而被关在禁苑里了。可是，像海鸟一样，它不会欣赏钟鼓的音乐；又像池鱼一样，它怀有思念江湖的本心。它生在天热的南方，秋天没露水，冬天不下雪。一进了上林苑，就是三四年，又遇到今年特别寒冷的冬天。渴了喝冰水，倦了睡雪地，不自在极了，身体骨角都冻伤了。最后，驯犀死了、蛮人哭了。他向皇宫磕头，表情十分沉重。他上奏皇上要求回国，不然也要像犀牛一样下场了。大家难道看不到建中初年释放驯象生还林邑吗？也看不到贞元末年犀牛冻死蛮人哭泣吗？可叹的是，建中和贞元的施政方针不相同，象的生还与犀牛的冻死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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