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未曾谋过面又绝不像我的乡下妹妹，便从记忆的磁带上抹掉了。
前几天，我家来了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孩。时兴的黑色健美裤，茜红的羽绒衣，乳白色的马海毛线帽和垂到腰际的长围巾，正是冬季北京最俏的女孩子的装束。
“你找谁呀？”我问。我的朋友里还真没这么新潮的。
“就找你呀！姐姐！”她亲热地拉住我的手。
我们对面坐下，细细地拉起家常。她拿出那张小相片感谢我，说村里像她这么大的姑娘小伙子，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人曾留下相片的。
“哎呀，怎么忘了，我是第一次出远门，怕想家，还带着相片。”她拿出一摞彩色相片。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故乡那块富饶又曾一度贫瘠的土地，看到了我未曾亲近过的乡下亲戚，看到了他们新盖的房屋、新打制的家具，看到了丰收的庄稼……
相片的摄影技术并不高明，用的却是正宗的柯达相纸。亲戚们穿着崭新的衣服，笑容也很拘谨，但看得出是发自内心。
乡下的妹妹最后告诉我，她进了一家乡镇企业，这次是到北京衬衫总厂学习高级衬衫的制作，回去以后还要带徒弟呢！
“等我学会了，亲手做一件丝绸衬衣送给你。我们厂的产品是出口的。”她快活地笑着，露出乡下姑娘特有的纯朴与真诚。
“这是你妹妹吧？你们姐俩长得可真像。”看过相片的人都这样说。
灯下，写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论青年女作家的构成及创作走向。繁复的资料像麦秸垛湮没着我的思绪，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主要是为了蒙混过关。
我从众多的资料当中挑选出翔实可靠的，把每一位女作家的出生年月、籍贯、双亲文化水准、个人经历、学历、婚姻恋爱史、发表处女作的时间、创作的题材领域和基本风格等，综合了一张庞大的表格，把大家分门别类地统计在上面，像国民生产总值的计划图表。
我在杂芜的材料中艰难地挺进。那个答案——或者说是论文的观点，像礁石似的渐渐露出海面。
我突然看见一个女孩，瘦瘦高高地立在我的稿纸上。因为肤色黑，她的牙齿显得格外白，微笑着注视着我。
她，是我姥姥那个村的。
我的父母都是农村人。早年间，他们出来当兵，在遥远的新疆生下我。我半岁的时候，父母东调入京，我也就跟着成了一个城里人。
我五岁那年，妈妈领着我回老家看姥姥。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农村。农村的小姑娘围上来，问我城里的事。我做了生平最初的演讲。
“你们的房子可真矮！我家在城里住楼房。”我说。
“什么叫楼房？”为首的小姑娘问。她黑黑高高瘦瘦，九、十岁的样子，叫小网。
我傻了。我不知道怎样准确地描述楼房。吭哧了半天之后，我说：“楼房就是在房子上面再盖一间房子。”
大伙儿一通哄笑。小网闪着白亮的牙齿对我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房子上面不能再盖房子。”
看着她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主要是我看出她是孩子们的头，我要是不同意她的观点，就甭想和大伙儿一块儿玩了。
她们接纳了我。
结论一：女作家个体多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中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大艺术家的直系后裔，约占四分之一。呈现出明显的人才链现象。
“咱们今儿上坡去。”小网说。
我们老家处在丘陵地带，把小山叫作坡。
我在坡上第一次看到花生秧，觉得叶子精致得像花。小网说，你给咱看着点儿人，咱扒花生吃。
在这之前，我所见到的花生都是躺在柜台里的粉红胖子，不知道它们埋在地里的时候是一副什么模样。我对这个建议充满好奇和恐惧。我说：“要是人来了，让人抓住了可怎么办？”小网说：“你就大声喊我们。”她又对大家说：“花生带多带少不是最要紧的，主要是不能叫人抓着。要是万一有人来了，大伙儿就朝四散里跑。要是往一个方向跑，还不让人一抓一个准！”她又格外叮咛：“有人追的时候，就在树棵子里绕圈，他就抓不住咱啦！”
我当时愣愣地看着这个黑黑瘦瘦的女孩，心中充满崇拜。即使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看见她站在蓝绿色的花生秧里，指挥若定地说着这些令人可怕的话。海风把她稀疏的黄发刮得雾似的飘起，有几根发丝沾在嘴角。她用火焰似的小舌头拨起，继续说话。
开始干活了。小伙伴们拎着花生秧，利索地豁开地皮，像提网兜一样把潜伏在底下的花生果一网打尽。我吃惊地发现，花生并不像商店里卖的那样规格统一，而是个头悬殊。运筹帏幄的小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该把瞭望哨的重任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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