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事业单位体制下，“C市九道弯区第二人民医院”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热烈的会，变成了“众生医院”，这个会从上午九点半开到下午一点多，人们还意犹未尽，连吃饭都忘了。王草根今天特别高兴，叫秘书给红运楼打电话，选最好的雅座，订两桌最好的菜，鱼翅鲍鱼全要上席的。红运楼是王草根旗下的一个饭庄，旧社会时叫“鸿运楼”，是C市的老字号。解放后改成国营，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革”为“红运楼”。后来生意越做越不行，退休的人比干活的人多，服务态度恶劣：客人进了门好像是服务员，服务员反倒像是客人。王草根收购下来后，重打锣另开张，一次性买断员工工龄，让老员工都下岗，“劳动”来香港厨师和香港餐馆的大堂经理培训员工，专门针对高端顾客，现在生意异常火爆。可是秘书一会儿进来说，红运楼的首席厨师刚下中班，恐怕鱼翅鲍鱼做不出来。王草根勃然大怒，骂道：
“狗日的！去拖也要给我拖得来！由得他了！啥子香港澳门的师傅！是他休息重要还是造人重要今天是啥子日子今天我们要造人！晓得不晓得”
王草根从不关心科学，更不懂科学，什么要到月亮上去行走，到火星上去探测，真是没事干了！搞那些名堂做啥子嘛月亮上走一趟又啷个了嘛火星上去挖块泥巴又顶啥子用嘛但今天得到的科学知识非同小可，与他个人命运、未来前途、企业发展、传宗接代，甚至他死后有没有人披麻戴孝、烧香扫墓都紧密相连。他才知道生个男娃娃比屙泡屎难不到哪里去：把他自己的精液用个器皿盛好，在电子显微镜下经过筛选，选出最精良、最优秀的那个，把它注入二奶或者三奶的体内，绝对百发百中，弹无虚发。这种方法还节省他宝贵的精子，一次射精能用好多次，精液保存在冰箱里，医生说能保存上好几十年呢。如果这次生个女娃儿，下次还有精液用，一直用到生下个男娃儿为止。
现在不是有没有男娃儿的问题了，而是考虑让二奶生还是让三奶生的问题了。要不，轮流着来，一人注射一次。
当今社会，只要有充足资金作后盾，办起事来，你想要多快就有多快。人工授精的部门很快成立了，为了不被有关部门抓辫子找麻烦，对外称为“不孕不育试验室”。这也说得通，因为“不孕不育”也是他们医院的一项正式业务，在卫生部门和工商部门都登了记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硬件都置办妥了，缺的是权威专家。这时，刘主任出场了。
刘主任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家，虽没有留过洋，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从事计划生育研究三十多年，功底扎实，经验丰富。说他搞“计划生育”，实际是他在搞优生优育。因为优生优育这门科学在咱们中国最为尴尬，长期以来摆不上桌面，不躲在计划生育大旗下面就没法存活。提起“计划生育”呢，仿佛就是专逮妇女放环和结扎的，手拿剪刀在全村追着妇女乱跑，农民们都把这种医生视为屠夫。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优生优育能放到桌面谈了，可是全国一下子到处都搞“优生优育”。“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最后乱到用超声波探测腹中胎儿性别、见女就杀的地步，优生优育专家又好像成了打胎专家。总之，优生优育走向了反面，始终和杀人分不开，“优生”成了“优杀”。改革开放前是不管男女胎儿只要是超生的，一律格杀勿论。改革开放后，由于老百姓的旧民俗心理作祟，又专门对付女性胎儿，在腹中就叫她“安乐死”。
不管是搞计划生育的时候还是搞优生优育的时候，刘主任都一直尽可能地保持科学态度，既不拿着剪刀满村逮妇女，也拒绝给人打胎，一心循着大学里学到的本事想在优生优育方面研究出一点突破性的成果。然而，这种类型的学者走到哪里都吃不开。想吃得开就要随大流，别人搞结扎你也搞结扎，别人打胎你也打胎，这才行。到了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再不是计划生育的禁区，有条件的医院纷纷开展这项业务的时候，果然，刘主任很快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他的出名就在这一时期。可是好景不常，昙花一现，卫生部很快就下令全国只有极少数医院有资格实施这种手术，并且加了种种限制，绝大部分医院被排除在外。刘主任所在的医院就在被排除之列，刘主任风光不再，只好转到妇产科给人接娃儿。
众生医院妇科有一名姓皮的医生，因为产科也归他管，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肚皮”。肚皮是刘主任低两届的大学同学，知道刘主任正郁郁不得志，英雄无用武之地。众生医院悄悄成立“不孕不育试验室”又缺专家时，肚皮就把刘主任推荐给王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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