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恐惧，而是失望；不是畏缩，而是气沮；不是惊吓，而是愤懣，他刚刚被王一虎扶上副县太爷的位子上，就扔下印把子跑回了老家。
“熊！”王一虎也是西北人，唾沫横飞地在“红革造”那帮头头面前骂了他一顿，“驴毛擀不了毡，野人当不了官；狗肉不上席面。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县上的通讯员三天两头登登登跑到魏家桥来请他起驾回衙——虽说是块“狗肉”，但县革命政权缺了这个著名的贫下中农代表，的确不成“席”。他先是托病耍赖，后来越想越憋气，突然大发脾气：
“咋的？还想把他爹我也扣个‘彭德怀分子’，送进省上的大狱呀？休想！回去！跟你们那个王一‘兔’说，他爹我就是彭德怀！看他能把我咋的！哼哼，七品芝麻官，跟我一样，没一点文化水水子，我眼睛夹都不夹他！”
小通讯员怏怏地跑回去后，县上又传出了小道消息——而那时小道消息总比大道消息准确，说王一虎和“红革造”那帮人又要把他揪到县上去批斗。
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那边反戈击了“革造联”，这边又得罪了“红革造”。眼看水稻要分蘖了，急需县上拨的专用化肥。而这次，该“红革造”给他小鞋穿了。
“唉，革造革造，都他妈是虼蚤！”他懊丧地在大队办公室里转圈圈。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尊敬的人，却总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勇气去亲近他，你不尊敬的人，倒像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处处离不了他。他跟尤小舟与贺立德的关系，就是这样。
正在他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背黑人造革背包，穿一身绿军服的青年人来到魏家桥。
“您是魏天贵同志吧？”年轻人矜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打量名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他。
“唔。”他刚从水稻田里回来，带着两脚泥水，阴沉地瞥了来人一眼：这年月，年轻人都像下大神似的，中了邪气，这尕娃穿一身军装，可细皮白肉的，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哪有一点军人的威武气派。他打心眼里觉得别扭。“找我干啥？”
“您认识贺立德同志签名的笔迹吗？”年轻人从办公桌对面把脸凑近他，用一副电影里常见的特务接头时的诡谲神态问。
他警觉地盯着年轻人，伸出手去：
“拿来。”
年轻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展开递到他面前，纸条只有二指宽，看来是准备随时吞进肚子里的。
他蹙着眉，一只眼睛瞪着纸条——其实他根本认不清是否贺立德的笔迹，另一只眼睛在窥视年轻人的神色——他不得不防王一虎使计：把他骗到县上，然后一把抓起来。直到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贺立德派来的，才抬起头：
“说吧，啥事？”
“咦，”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指着纸条，“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我问你有啥事你就说啥事。”年轻人敢怒而不敢言地吮了吮嘴唇：“贺立德同志请您马上进一趟城。”
“好。”他霍地推开太师椅，把胳膊塞进袖管。“现在就走。”
“嗳……贺书记说‘马上’也不是现在。”年轻人不再矜持了，慌忙站起来，抖抖沾满尘土的军装，哭笑不得，“你看，这，我刚从班车上下来，再说，现在回城的班车也没了。”
“走着去！”他手一劈，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走，到县城刚好天黑，明天早上就到省城了。实话告诉你，白天我不能在县城露面。”
一晚上，细皮白肉的小尕子带着一身黄尘，背着盥洗用具跟他跑了近一百里路，把革命意志和革命干劲消磨殆尽。清晨进了省城，到一家早点铺吃了两碗酿皮，又领着他穿大街走小巷，才在一个很僻静的胡同里找到这地方。
这就是他今天去的住宅。但那时破旧得很，门口是垃圾站，正在烧大字报的废纸，烟雾缭绕，谁也想不到这里藏着龙、卧着虎。
“啊哈，老伙计，来来来！”
刚见面的一瞬间，贺立德首先给了他这样一个印象：八个月不见，这个人变了，变得平易近人而又机敏世故了——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进了屋，贺立德亲热地攥着他的胳膊，把他轻轻地推到两个四十多岁的干部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面前。“这就是我说的魏天贵。老实说，魏家桥大队是他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哈，你别介意，我可不是说你们那儿是‘北京市委’。玩笑，玩笑！——他那儿风景好，交通也便利，最主要的是绝对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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