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人要？”我说，“原先那个贫农团长就要，可是你不跟。”
“那不行！”马老婆子正色说，“他有妻有子的。他要是没家，我也跟他了。他人还挺不错哩，长得人高马大的，能踢能打，是块当官的材料。他给我戴上帽子，本想压压我的傲气，没有别的。”
看来她还恋着他。可是他却把她逼得离乡背井，劳改三年。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逃出来呢？”我不满地问。
“那其实也不是他闹得我受不了，是老家吃不饱。逃出来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咱们是成帮成伙地逃的……可就是我倒霉！”
“可是你要想想，那张通缉令还是你那位团长发的呀！”我想说，你别这样痴情了！
“唉！他只是想把我抓回去，放在他的跟前。谁想碰在运动上……”
没有办法！这真如黄香久说的：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我看看黄香久，她只是瞅着马老婆子笑。这种笑意味深长，是同情她？是卑视她？是讥讪她？抑或是鼓励她再提我们两人的事？……
从她们房里出来，满天星斗，黑暗中，从北京上山下乡来到这儿的女知识青年何丽芳，用哈萨克民歌《送你一朵玫瑰花》的调子轻轻地唱道：
我的价钱并不高
尼龙袜子两麻包
要是你觉得过意不去
再加一块罗马表
“哥儿们，”她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到我那儿去坐一会儿咋样？你这一冬天在山上捞足了，‘大团结’总存下七八张吧？”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我说，“明天去吧。”
“晚了才好办事呀。我们那一口子回北京探亲了。”
“你也不怕黑子回来撸你！”
“哼哼！他在外面也是这样，靠两根手指头挣钱。”她的眼睛在墨似的暗夜中象猫眼一样闪光。“这会儿，谁管谁呀？！”
“回去睡吧，”我劝她。“黑子跟我是朋友，我怎么干得出来？”
涓涓的细流在一点一点地啃啮上面的冻层……
我仰天叹了口气：我怎么能把人“思谋”得透？
罗宗祺两脚悬空地骑在大梁上。所谓大梁，不过是根胳膊粗的木头。他在盖他家的小厨房。
“整了你十几年，你还这样天真。我劝你不要抱多大希望。”他把钉子对好了部位，挥动起钉锤。“这不，我也平了反，我也主持了工作——当然要比他官小得多，可也是一方之主。但我这就告诉你，我能不能扭转乾坤。”
咚、咚、咚！他好象很气忿，又似乎要叫我清醒。我走了一上午，从我们团场到他的团场足足有四十里路。阳光明净极了，使我想起大海。我要到他这里来求教那些象形文字。他能把我领进迷宫。但他刚把我领到第一道走廊，阳光就昏暗了。
我不停地喝着茶。茶很酽，我好久没有喝过这样的茶了。它会把带血的肉食化得精光。一杯茶就能把我从食肉动物变成人。文明真是奇妙！垂着竹帘的房子里还响着呼呼的声响。那是朱蜀君在为我剁饺子馅。有肉有面就行，为什么非要用面包着肉才好吃？这一切我都不太习惯了。还有这小院：蜀葵虽然没有开花，但已经长得很高。一小方平整的土地上，栽着西红柿、辣椒、茄子的绿苗。黄土用筢搂得茸茸的，仿佛一条地毯。两只灰蝴蝶在漫无目的地翩飞，靠墙还有一棵小杏树。
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我有一种回到家来的感觉，尽管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我躺在帆布椅上，昏昏欲睡了，但又酝酿着要讲话的冲动。
罗宗祺继续说：
“我是这里的团场长，可是给我配的搭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说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个老太婆原先是秦渠农场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当然一筢子全搂了进去。她女儿往牛棚里给她写信：妈，他们不让我加入红卫兵，咱们断绝关系吧，哪怕暂时假装一下也行。可她是怎么回信的呢？她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三反分子’，要女儿真正地——注意，不是假装的——跟她断绝关系，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不要‘温情主义’，要她坚决革命到底。结果，一个十七岁的丫头成了一个凶得叫人害怕的打手，据说打断了两个老地主的骨头。你想想，一个连妈都不认的人还认得谁？只有这样中了邪的妈才会教育出这样中了邪的女儿！
“好。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婆，现在当了我的党委书记。我说，让农工们自己种点菜吧，这儿荒地多得是，业余开点荒，调剂调剂生活也好。菜刚长出苗，她就派拖拉机去全犁掉了。我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的一个茄子、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都是社会主义的财富，为什么不让他们种？她说，社会主义财富只能是在国营企业里生产的，个人生产的一律是资本主义。她还背了一大套语录，我当然说不过她。从此，我们两个见了面都不说话，她走东，我走西。老章，你想想，一个团场长，一个党委书记，是这样的关系，工作能搞好么，连在二者之间取个平均数都不行，双方的力量都抵消掉了，最终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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