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看清自己的面目必须和镜子拉开一定距离。
“操！接着。”
土丘上有人向渠坝上扔去一支点燃的烟卷。警卫人员向我们瞥了一眼，并没有干涉。渠坝上走着的一个劳改犯急忙拣起来，对着嘴贪婪地呼呼吸了两口，又象接力棒似的传给其他人。虽然都发给我们零花钱，但大队的人买东西没有自由犯方便。
随后，田管人员又纷纷把昨天没吃完的西红柿黄瓜扔到渠上。扔的人和接的人都兴高采烈地，象美国橄榄球队的队员。逐渐消散的晨雾中荡漾着一片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有人以为劳改犯人一天到晚垂头丧气。不！那样子怎么能熬过漫长的刑期？总得找点什么事来乐一下。队伍有点乱起来。而警卫人员只是喊：“快点！快跟上！”对笑着的人，他们怎么能用枪托去捣？或许，他们也怀疑这些人是真正有罪的吧。
多么象一个部队的战友啊，我想。但这支部队的敌人是谁？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出。尽管这些人早被判定为“阶级敌人”。
队伍过完了。渠坝上的轻尘缓缓落下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小组已经到了田边，在王队长的催促下准备脱鞋下田。田管组员扔完了黄瓜西红柿，似乎尚未尽兴，脸上还挂着顽皮的笑容。本来应该哭的，然而却是笑，这究竟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人性的坚强？忽然，一个田管组员又指着北边。回头高兴地喊道：
“还有！”
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伸长脖子看了看，狡黠地笑着说：
“是女队！”
是的，是女队。
但是，在远处，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女人。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大概是凭嗅觉闻出来的吧。她们的囚衣也是黑色的，头发一律剪得很短。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刚被押进劳改队的时候，在谷场上劳动，远远地我还能分得清男女，因为那时候还允许女犯扎辫子。一九六六年以后，外面的“破四旧”风也突然刮进了劳改队，一夜之间，不管老少，女犯的辫子全部刮得精光。菜地有个女自由犯，是个六十多岁的跳大神的神婆，也被剪去了只剩几根白发的发髻，判她七年她没有怨言，还感谢政府给她的恩典：“出去我要给毛主席老人家烧香哩！”但剪她发髻的时候却号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喊：“造孽啊！造孽啊！革命革到我的焦毛毛子上来罗！”还用跳大神时哼的调子唱着一种稀奇古怪的歌，谁也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一个月后她死了。是我这个大组长带着四个男犯去给她入殓的。那天，我们跟在面孔阴沉的王队长后面跨进女犯的号子，在一群索索发抖的女犯面前抬起了这个神婆。那四个男犯没有抬稳，门板一摇一晃，盖在她脸上的一张报纸忽搧忽搧地飘落在泥地上。我看见她干瘪的失神的眼睛朝着天怒目而视。我用食指和中指去摩掌她的眼睑，但想不到这个已经变成一根枯朽的木柴棍的神婆子，眼皮居然还保持着弹性。我把她眼睑摩掌下来，它又象蜗牛的软体一样慢慢地收缩进去：“你干啥？为啥叫我闭着眼睛？我就要睁得大大的！”在死人旁边，严酷的死亡，人人都猜不透的永恒的谜，抑制了我的好奇，我没有敢斜眼去看女犯和女犯的号子，虽说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参观的机会。只是在神婆子又睁开眼睛时听见一群女人的惊叫和女人的抽泣，还有几下叮叮咣咣的金属磕碰声，不知是哪个女犯吓得打翻了饭盆。
我们就这样把一个半睁着眼的老太婆放进了白杨木钉的“脆儿皮”里。“脆儿皮”，这是劳改犯人的俚语，要比文人所创造的“薄板棺材”形象得多了。不过，这个神婆子还算幸运，一九六○年死的犯人连“脆儿皮”也没有，只是一张芦苇编的炕席。那时，我就差点被炕席卷了出去。
女犯和男犯是绝对隔离的。隔离得我们这些男犯几乎忘了旁边还有女犯的存在。然而，毕竟农场是一个农场，劳动是一种劳动，道路是一种道路，她们确确实实就在我们身边，有的年轻的刑事犯，凭着公狗般的鼻子，能嗅出来女犯今天在哪里干活，经过了哪条道路，甚至今天她们女队发生了什么事。掉在土路上的一根橡皮筋，这是女犯们用来当作银镯子戴在手腕上的，是被剥夺了一切人间享乐的女犯的装饰品，于是成了劳改队女性的标记。这根橡皮筋就能引起男犯的遐想，编造出一个故事，还有，小号的劳改鞋，几乎象儿童般的瘦小的足迹，那压在泥土上的浅浅的小脚印，以及仍在草丛里的馒头渣和土豆皮（女犯们一般都比男犯饭量小），都会象花园里幽雅的林间小径，成为一条通往两性结合的道路。当然，这种结合只能是在精神上的，就和暗夜中的梦一样，除非双方都是自由犯，那永远也不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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