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朵大朵的泪花，不由自主地涌出了我的眼眶。思难完全混乱了。一个巨大的忧伤将我猛地击倒在炕上。灯虽然还亮着，但我眼前一片漆黑，还飞舞着无数金星。
“上帝、上帝！”尽管我不相信冥冥之中有鬼神存在，但还是禁不住呼唤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我？你把我打翻在地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踏上一只脚？！”
她见我默不作声，坐起来用红红的泪眼看了看。也许她看见了我的眼泪，但她什么也没有说，一抬手拉灭了电灯。
我应该睡过去安慰她，抚摸她，款款地将她搂进怀里，用语言、用动作使她高兴起来。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能力承担我应尽的义务。以前我曾试过两次，在她不快乐的时候。但每次到最后她总是极力推开我，挣扎着坐起来。她的眼睛发烫，面孔潮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你反倒搞得我难受！”她说，于是，我明白了，我不能再碰她。我应该躲在一边，躲在旮旯里，最好变成老鼠。在这个所谓的家，在这两间破旧的库房里，她慢慢臌胀起来，最终塞满了全部空间，已经没有我一点容身之地。原来我住在单身宿舍的时候，所占的空间虽然很小，但我的心理空间却辽阔无边；现在，我所占的房屋空间大了，而心理空间却紧缩成一团。我的心被她塞得满满的；我懂得了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心里堵得慌”是什么意思。
至此我才领教了，有比社会压力还要可怕的压力，就是家庭压力。一一地回忆在历次运动中受折磨而自杀的人，发现触发他们采取这一行为的最关键的契机，却是妻子或孩子给他们的刺激。这一刺激才使他们下定最后决心。而那些挺受住折磨的人，多半是有一个稳固而温暖的后方。即使在牛棚里连一根筷子也得不到，但他还是能感应到心灵的思念。
我又一次地想到自杀。既然已经成了“废人”，成了“半个人”，只能和大青马一样地被人驱使，最后在马厩里了此残生，苟且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些日子，我故去的母亲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她还和照片上一样慈祥、美丽，嘴角挂着永恒的微笑。她在一片迷蒙的雾中，若隐若现。而在我急速向她爬过去时，又不见了踪影。醒来，我一直猜测这个梦要猜测到天明：这是在召唤我？还是在鼓励我活下去？天明以后，库房里渐渐亮堂起来。一间几乎象颓垣断壁的破房子，竟被香久收拾得窗明几净。我最厌恶蜘蛛网，那会使我联想到监狱，而在这最容易结蜘蛛网的库房里却纤尘不染。门板做的书桌，洁白的桌布，窗台上，一个透明的试瓶中插着一束紫色的马莲和路边采来的牵牛花。被一砖一砖拍出来的泥地平整如镜；黄土墙上的报纸却也象一种花纹别致的糊墙纸。她的雪花膏瓶子，她的圆镜子，我的一摞书籍，仿佛都具有勃勃的生气，随时会动作起来，欣然为主人服务。她灵巧的手，奏出了一连串家庭幻想曲的美妙音符。再看看她，仰面睡得正熟，从额头一直到下巴，也是与她灵巧的手勾划出的同样美妙的轮廓。这一切，绝不是在推拒我，相反，而是极力要把我吸引到这里面去，吸引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可是，我和这一切当中，却隔着一堵冰冷的、无法击碎的、用玻璃砖砌成的墙壁！
我的生理机能直至我的神经末梢，都使我再不能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并且失去了正常人的创造力。
“是生存？还是毁灭？”我不断重复哈姆雷特的这句话。
“喂，老章，今儿个弄匹马我骑骑咋样？”
我和“哑巴”把牲口赶出马厩，在村庄前面，碰见了黑子。他背着燧发猎枪，在路口等着我们。他要到山下去打猎。今天生产队休息，我和“哑巴”当然还要放牧。虽然我可以让别人替换我，把我一天的加班工资拨到别人名下，但我情愿出去，我不愿意呆在家里。
我看了看连队办公室门口，那儿站着几个闲人。
“走远点，”我说，“我在前面树林里等你。”
我骑上大青马，挥动鞭子，把马群赶到一片休耕地上。休耕地长满稗草，猪耳菜和野蒿，还没有长高，就被牲口的蹄子践踏得残败了。破碎的根和破碎的叶子，萎黄地躺倒在干裂的土地上。这儿，放猪的、放羊的，和我们放马的早都光顾过了。现在，要让牲口吃饱，就得跑很远的地方。
我把大青马牵到休耕地旁的林带里，拴在一个树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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