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作声了，等着他。
我原来料想他可能要在我使用这条牛头不对马嘴的语录上找点岔子，但是他却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其实我早作好准备，如果他真的找岔子，我就要请教他，究竟有哪一条“毛主席语录”适合写在离婚申请书上。我要在离开之前发作一次政治性的歇斯底里，表示一点可怜而又可笑的愤怒。等他们来抓我时，我却戏剧性地跑掉了。但他没有给我这样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办公室外面阳光灿烂。窗前有一个人影走过去，他抬起头张望了一下。他现在盼着有个人进来打扰我们。而我偏偏选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时候连黄香久也在地里干活。
“是不是——可以调解一下？”他捏着纸，歪着脑袋，慢吞吞地问我。
“让谁来调解？”我问，“让场部来人吗？”
他听出了这句话的份量，尴尬地笑了笑：
“哪用场部来人嘛。咱们队上，有谁跟你们好的？黑子咋样？”
“我看，还是不要有外人掺合进来的好。”我冷冷地说。
“那也是，那也是……”他表示同意，“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我想操起桌上的墨水瓶砸在他四四方方的黑脸上。但这只是我一瞬间的冲动。我很惭愧；在“领导”面前能做出真正男子汉的举动，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把我逆向地“改造”过来。现在，我的话里面虽然有骨头，但坐的姿势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弓腰曲背的了。卑微感已经渗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忍耐点、忍耐点！我自我解嘲地想，我要等他签名，这份离婚报告主要是为了她的安全。他巴不得我们离婚，但又必须做出这种姿态。这是一出很短的过场戏。
“黄香久同意了吗？”他沉吟了一番，又问。
“当然同意了，”我肯定地说。
“这好象不是她本人的签名。”他脸凑近纸看了看，仿佛在说，你看，我对你们多负责呀！
“怎么？要把她叫来你问问吗？”
“哦，那倒不用。”他无谓地笑笑，两手使劲地搓起来。“我记得去年的结婚申请也是你代写的。”
“曹书记的记性挺好。”我说。
他找着了根据，于是拿起笔。
“要是你们俩都同意，领导就批罗。婚姻自由嘛，以后你们觉得还能凑合，再复婚也行。现在，离婚的多，复婚的也挺多。”
领导就是他，他就是领导。说完，他一笔一划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有一种丢掉了既宝贵又沉重的东西的失落感，本能地站起来，拿起那张纸。戳子、签名，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些可笑的符号。我说：
“我想搬回周瑞成那间房里去，行不行？”
他脸上掠过一丝警觉的神情，但随即表示同情地说道：
“暂时不用忙嘛。那间屋子好久没人住了，一冬天没生火。天气暖一点再搬也可以。你们不是住两间房么？你们先一里一外住着咋样？”
“我想还是早点搬出来好。”
“那随你！”他摆了摆手。
他的眼睛最后总算被我捕攫住了。这时，我才理解她去年在羊圈告诉我的话。但他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名，我还有什么资格与他计较？
“随你去吧！”我心里也这样说。
吃完晚饭，黑夜终于来临。这是一个阴郁的、令人失魂落魄的黑夜。白昼的光一点点地从没有涂漆的破旧白木窗框退出去，象生命一点点地离开肉体。而与此同时，料峭和春寒一点点地从破旧的窗框、从土墙的各处细小的缝隙中向里浸润，使屋里的空气渐渐凝缩起来，土房如坟墓般地阴森。田野中的那片树林，虽然还没有绽开绿叶，但树干已经灌满春天的浆汁，变得柔软了的枝条，在晚风中发出百无聊赖的飒飒声。这是一个既使人失望又给人希望的黑夜。我头枕着手掌，仰面躺在炕上，一只灰色的小蜘蛛，悄悄地在报纸糊的顶棚上爬行，仿佛象人一样，也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语录”。原来，今天是“惊蛰”，各种小虫虫都要在今天爬出来。
她在外屋洗完锅碗，掀开门帘走进来，随手拉亮电灯。屋顶上顿时投下惨白的、刺目的光芒。我眯缝着眼睛，但没有敢看她的脸。她一如往常，欠着身子半坐在炕沿上，不停地搓着两手。她刚擦了装在蛤蜊壳里面出售的润肤油。她爱修饰，并且注意保养，这和从小当农民的妇女迥然不同。如果不是失身而劳改，她恐怕是另一种命运吧。但是她竟劳改了，沦落风尘，这不也是她的命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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