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赶快回到那行列中去，赶快回到号子里去，赶快去享受那“一大瓢”。那号子里的一片“唏溜唏溜”的吃饭声，是多么美妙啊！
但是，王队长不发话，我便不能走。这是劳改队里的规矩。我是熟知全套规矩的，因为我已经劳改了两次了。正因为我劳改了两次，是“二进宫”，正因为我熟知全套规矩，所以我才能荣幸地一被押进劳改队即当上管四个组，六十四个犯人的大组长。今非昔比，这次劳改比上次劳改可风光多了。劳改队里奉守的是完全不同于外部世界的那一套观念和价值标准。这说来奇怪但又不奇怪。在外面，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是被歧视的，不能重用的，道德败坏的人倒常常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认为是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是“小节”，被列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在劳改队，政治犯却几乎都能得到劳改干部的信任，虽然这种信任只表现在极为窄狭的方面，但毕竟与他们对刑事犯的态度不同。并且，劳改队里都能够做到“人尽其才”，谁能干什么，就把谁安排在能发挥他专长的地方。劳改队本身就是个独立王国。农、工、商百业俱全，包容了所有不同的劳动部类。有一个在外面成天打扫厕所的医生，进了劳改队倒当上了内科主治大夫。啊，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
尽管我这个劳改犯并不是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不停地手舞足蹈，不停地扭动身子，不停地抓耳搔腮，不停地摇头晃脑，但劳改队长并不怪罪，仍是沉思地吸着那支粗大面硕长的卷烟。我不走开，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为他还会给我透出什么外面的信息。和我曾经认识的谢队长相似，这个干瘦的劳改干部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爱说爱笑的好人。从小和高原上的黄土打交道的人，心地很自然地和黄土一样单纯；传统的手工农业劳动，使他们的头脑总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当猛地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他们根本难以理解。譬如，当我们这些劳改犯人在田里一边干活，一边唱那“劳改队队歌”或是说些猥亵得露骨的笑话时，在这大唱“语录歌”的年代，他蹲在田埂上只是听着，并不呵斥我们，而且摘下帽子，拍着推得光光的脑袋，裂开嘴笑着叹息：“哎呀，你们这些婊子儿！唉，你们这些婊子儿！……”发出他由衷的赞赏。他听到越南军民又打下了若干架美国飞机，也是用“这些婊子儿”来赞扬越南军民的。我们还注意到，他抚弄他的孙子——有一次，他竟把他三岁的孙子抱到劳改犯人干活的田里来，也用的是“婊子儿”！所以，每当劳改犯人听到他用“婊子儿”来称呼自己，都会感到一种家庭式的温暖。
去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个月份，我们劳改大队在水稻田里薅草。王队长随公安干警去城里集体参观了本省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回场后，没有进家，就扣着他那象张烙饼似的单布帽，撒开大步，急急忙忙跑到田里来。他站在田埂上用眼睛搜寻着，看见了我，于是几步跨过两条沟渠，兴奋地朝我喊：
“哎呀！章永璘，你这婊子儿！你在五七年做的那个啥诗，用核桃大的字写着，挂在展览馆里哩！”他边说边用手比划：一个核桃是多大。他褐色的粗糙的拇指和食指箍成一个圆圈。那个圆圈刚劲有力，没有一点计的高雅悠远的意境，却又形象地把诗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物质力量。“哎呀，你这婊子儿！哎呀，你这婊子儿！字好大好大咧！你他妈真能写……”
这时，人们的理解是：文字的意义是和文字的大小成正比的，已经开始把任何一句“毛主席语录”在任何文章里都用大一号的黑体字印刷了。这样，他就认为我一九五七年写的那首诗一定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不然，为什么要用“核桃大”的字来写？尽管那是一份“罪证”，是供批判用的，可是在他心目中却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听了他的大喊大叫，别的劳改犯人都对我侧目而视，目光里含着隐隐的惊诧和尊敬。我没有动声色，仍弯着腰低头薅草，而心里不禁又感到悲哀，又觉得自豪。整整九年过去了，可是外面的人还揪住我不放，还要把我的诗拿出来“示众”。但另一方面，这不也说明了我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了么？历史人物实际上是群众造成的，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功过的大小，只要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忘不了他，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取得一定的历史地位。而历史人物的命运却是由历史支配的，也不由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直起腰，把手中的杂草缚成捆，抛到田埂上。我看到远方的群山，沉默而庄严。我弯下腰，拨开稻苗寻找杂草，混浊的泥水表面上闪着粼粼的光斑，碟蝶而多变。啊！这两幅画面便是历史：既稳定又不稳定；做为人，就既要以不变应万变，又要力求多变以适应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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