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警察一面问：“可以吗？”一面从她手里拿过皮包。难怪他们对她的皮包感兴趣，这个包和她的装束毫不搭调不说，简直就是一件小型行李。到这种会馆的女士背一个行李般的大包，非常扎眼。
大鼻子开始不乐意了。他的酒意也帮助他蓄集怒气。他哇啦哇啦地说着什么，但没人理睬他。北京早就没有洋奴了，惹外国人不高兴的事常常发生，并且发生了就发生了，没有重大后果。
打开皮包，便衣那只戴胶皮手套的手伸进包里。一样样东西被拿出来，仔细看一遍，再放回去。深蓝色的粉盒被里外看了个遍。警察原来那么熟悉女人贴身小物件的机关暗道。化妆品真不少，一件件都可以藏罪证。她委屈地沉默着，大鼻子委屈地吵闹着。包里还有几个没启用的快递大信封。再往下，是一双包在塑料袋里的运动鞋。她到这种场合来之前，一般在车上才换上高跟鞋。警察现在打开的是她的皮夹。那是个名牌皮夹，不是仿冒品。她买得起好东西而用不起它们，一用容易露馅，因此她只有少数几件昂贵用品。皮夹子里面有一摞百元钞票，身份证，还有一些票据。警察一张张票据地过目。她庆幸里面没有买家手写的欠款单之类。
警察把所有东西一样样放回她的皮包。他们登记了她的身份证号码没有？站在侧后的那个警察是不是用他手里的手机在摄象？
警察一面摘下手上的胶皮手套，一面请大鼻子和她开路，毫无歉意地说着抱歉的话。进了电梯，大鼻子捺了一下捺钮；二十二层。他是这个酒店的住客，很方便上到顶层，有枣没枣打两杆子，运气好的话便拣一个女人回来。她就是他有枣没枣打两杆子打来的。电梯往下降，他的笑容越来越充满泛国际语言，或说跨物种语言；任何生物求偶的语言都包含在他此刻的笑容里。到了二十二层了，电梯停下，他做了个“请，女士优先”的绅士手势，她先他一步走出电梯，就在他跟着步出电梯而两扇铮亮的门正在合拢时，她一步跳了回去。她只看到一个模糊的懵懂面孔，上面一个红红的大鼻子。
她出了酒店大堂就跳上一部出租汽车。她让司机把她载到东二环路上的一个三星级酒店。她付了一夜的房钱，上了楼，打开房门。门在她身后沉重地关闭，她还未来得及把门卡插进插口以接通电源，人已经倒在地上。她拖着半死的躯体爬进厕所，把食指整个插进喉咙里。一声怒吼，她细长的身体抽动成了一条虫，喉咙口顿时打开，痛苦和快感使她浑身战栗，一堆蜡封的毒丸裹着粘乎乎的胃液落在白瓷砖上。再来一下，她的大半个手都被喉咙吞没了。接连两声吼啸，喉咙口象产道一样柔韧，弹性大得惊人，将几百克毒品分娩出来。胃就要痛出洞来了，最后一口呕吐，什么也呕不出来，只有一口带血丝的粘液。
她喘着气，下巴上挂着粘液拉成的丝。点数一番毒丸，还差四分之一左右。一定已经进入了更深的消化系统，必须顺着肠道走一大圈弯路，才能跟其余毒丸会合。她下一步要做的正和前面相反，得大吃大喝。
因为没接上电源，屋子此刻陷入黑暗。她听见走廊里有人说说笑笑地走过去。一旦碰到紧急情况，她都是找这种中档旅馆暂时落脚，等确定了老巢没有被端，身后也没人跟踪，才决定下一步往哪里走。
她等胃里的疼痛缓和下去，便从地上爬起来，手扶着墙。只有一盏夜灯开着，微弱的光投进浴室，她看见镜子里一条哆哆嗦嗦的影子。连她自己都让这毫无人气的影子弄得汗毛立正。她闭上眼，扶着墙休息了一会，慢慢摸索到门口，拾起落在地上的门卡，把电源接通。
等她打开送餐菜单，眼睛定在雪菜肉丝面几个字上，一个念头击打了她一下：警察打开她皮夹时，会对里面的几张快递收据怎么想？他们会想，这个女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整天发快递？他们会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看出蹊跷：邮件不是从同一个地址发出去的，发件地点是几个不同的小区，还有一个咖啡厅。假如他们看清了发件地点，一定会想，这个女人难道在这些小区都有房产？否则怎么可能发一个快件换一个地点呢？
她的脑子绷得紧紧的，回忆两个便衣当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色。每一个动作的过程多长，她都一一记起来。他们把随意折叠起来的快递收据打开，看了看，又折回原来的形状。打开、过目、折回，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看清上面每一个字。除非那个带胶皮手套的警察有超人的记忆力。大鼻子的抗议无效，但他毕竟起了分神的作用。真得好好谢谢那个素昧平生的大鼻子，他让警察把事情的性质理解岔了：一个外国男人在那种会馆勾搭了一中国女人。北京发生的丑闻，无非那么几桩。但他们那天的任务恰恰跟那一类丑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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