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然每个星期寻找各种各样的“快乐时光”。一次听说法国大使馆每星期放法国电影，对于我这个电影迷来说，总算找到了真正的快乐时光。我和来瑞议论，看看人家法国人，精神享受还是高于物质享受啊。整个尼日利亚一共有一家电影院，在拉格斯，但禁演绝大部分西方电影。好莱坞的电影一部也不准演，怕尼日利亚人受精神污染。据统计，尼日利亚人和世界各国人相比是最快乐的人，也许和不看好莱坞的电影有关。此地之所以盛行“快乐时光”，也是因为没有电影院可去。听说法国电影在法国文化中心的露天广场上放，所以我们都换上长袖衣服和长裤。在阿布贾生活，基本不穿皮鞋袜子，天天赤脚穿凉鞋、拖鞋。但这天晚上我们都严严实实地穿上袜子皮鞋，并且在脸上手上涂满防蚊药水。在阿布贾的自然食物环链中，人类捕食蜥蜴，蜥蜴捕食蚊子，蚊子捕食人类，无论奈何与否，大家都责无旁贷。法国大使馆的文化中心并不好找，我们开车在小街里转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进去不久，一些法国人来了，拖儿带女，又是食品又是水果，看来这场电影对他们也是一桩大事。但管理人员很快亮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致歉的话：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有雨，不得不取消电影。
在阿布贾住得时间长了，发现最靠得住的娱乐还是“快乐时光”。
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跟来瑞啰唆，叫他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的，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发现房子和家具丑陋得无以复加，但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在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有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强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佣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痩，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躬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像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偌大个锅，干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竖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拱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干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干净。他又笑，真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我问他难道不累吗？他说习惯了就不累了。说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梁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听见他的扫帚刷地皮的声音，就赶紧出门去。我把他叫到门岗看不见的地方，怕警卫知道他干私活，对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的起千倾橡胶园，我也会发财。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像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
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地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子大有讲究，像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豆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豆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当做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分内工作，说好他的工钱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没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来之后，就全归我自己经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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