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平政策从城市向郊区推进。女管家希望小姐的未婚夫叫阿奇邦，有志于教育，大学毕业后自己开办了一个小学校。他一个人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穷得读不起书的孩子。最困难时期，阿奇邦连教室的租金都勉强支付，但他一直坚持了好几年。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学校也将被夷为平地。既然政府嫌穷校长为穷孩子们租的校舍难看，那么是否提供好看些的校舍，来支持阿奇邦这样的教育志士呢？政府是由一帮贪官组成，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高尚看成十分可疑的东西，所以阿奇邦的申诉得不到理会。夷平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从阿奇邦的脸上，我就能读出那个荒谬悲哀的倒计时。终于一天，他穿得十分整洁，路过我窗口时告诉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他的学校；他和他的学生们就要在这天告别。过了几天再见到他，他似乎变了个人，没有半点曾经的踌躇满志，眼睛也躲着人。失业的他，难免成为希望小姐的负担，现实对他这样十多年寒窗读出大学文凭的男人无疑是难堪的。不久他去了驾校，但在一个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家，驾驶员的位置也是千载难逢。于是他又去学修理，想在美国大使馆干一点修理的零工。却是连这样的屈就愿望也不可能实现，他们小两口仍然只能靠希望小姐一份工资生活。后来听说阿奇邦到教堂的孤儿院给孤儿们上课去了。那是个不挣钱、相当于义工的工作。我的理解是做义工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饭吃有房住，一无所有的阿奇邦做义工的心情一定和黛安娜王妃有所不同。每次阿奇邦从我窗前走过，都是个匆匆的影子，头埋着，希望自己尽快淡出画面。他一直想攒够了钱迎娶希望小姐，失业后只能无限期推迟婚期，并挤住在希望小姐十平米的小屋里。阿奇邦的样子让我感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夷平运动，在他的个性中也夷平了什么。
沿着大马路走，能看见一个个崭新的公共汽车站，看上去从质量到设计都超过旧金山的公车站：钢筋架子镶茶色玻璃，玻璃里面偶尔还装有广告。胜过旧金山的是玻璃上没有愤怒的涂鸦。它们出现在阿布贾已有好几个月了，却始终没见有公车停靠。阿布贾的人没有房子可住，但公车站比旧金山人更好，可以站在里面里等待梦幻的汽车。不久发现玻璃车站成了供人避雨或等待计程摩托（奥卡达）的地方。如此造价昂贵的摩登玻璃车站至少证实了一个辩证法：不破不立。
每次去超市总在红绿灯路口碰上一大群汗流浃背的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六七岁，提着大罐头盒做的小桶，里面放着刷子，肩上搭着抹布，红灯一亮，他们就一拥而上，往车窗上刷肥皂水，再用抹布擦拭。碰到心软的人，就会给他们十元，二十元的小钱，但绝大多数人都在他们蜂拥而至时，赶紧打开雨刷，使他们无法涂肥皂水。这些人也没错，孩子们擦完的玻璃只能带来昏天黑地的视觉效果。我常想到这些孩子们穷得连衣服也穿不起，还要花钱买肥皂水，结果钱也白花了。尼日利亚或许有许多类似阿奇邦的教育志士，企图把这样的穷孩子纳入教室，只是他们的志向和努力都被夷平了。
尼日利亚河流并不多，却盛行一种餐馆，叫“FishBar”。顾名思义，就是“鱼吧”。在那里可以喝酒、吃烤鱼。因为它随便，不讲究着装，打烊又晚，不但吸引在阿布贾的驻外人员，也是本地人结伙作乐的地方。客人喜欢它是因为它低廉的价钱，店主喜欢它是因为客人常常多付钱：这种鱼吧一律没灯，每个桌上一支蜡烛，账单看不清，就会按口头报的账买单。再说付账时客人一般都醉了，好脾气，醉眼朦胧加烛光朦胧，少找点零钱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计较。在阿布贾吃晚饭平常时间耗时两三小时，在鱼吧最少也得四小时。讲究的鱼吧还有乐队歌手，到半夜十二点拉出来，一直狂欢到天明。没有去过鱼吧的人等于白来了尼日利亚，没有在鱼吧待到天明的人等于白去了鱼吧。
鱼吧一般设在一条小溪旁，水边长着厚厚的丛林植物，水是从来看不见的，所以是小溪还是水沟不得而知。在芭蕉树下开一块地，坑洼不平的地面摆上塑料桌椅。有的鱼吧沿着边缘搭出棚子，用棕榈叶铺顶，首先是防雨，其次是添加情调。靠近门口放着几口搪瓷大浴缸，里面盛着鱼和冰块。鱼都叫不上名字，味道却极其鲜美。只有一种叫“脱皮亚”的鱼是我们熟悉的，所谓的“非洲鲫鱼”。体积却比我们在美国见的要大很多，所以开始是不敢相认的。敢吃也是因为看不清楚，只有舌头当家。烤鱼的涂料很辣，就着冰啤酒和酸洋葱一块儿吃，非常可口。我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去鱼吧，把三四张桌子拼在一块儿，点上蜡烛，人人面前一瓶啤酒，用手指捏起鱼肉，吐出的鱼骨头也可以随手扔在泥土地上。有时鱼吧的生意火，来不及烤鱼，三四瓶啤酒下肚，鱼都没端上来。客人抱怨，就会有侍者过来打招呼，说：“Yourfishisonfire（你们的鱼着火了）。”第一次大家都吓了一跳。但很快明白按照尼日利亚英文的意思，是说鱼正在火上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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