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了非洲，我首先关注花草。阿布贾户外有很多花草我都陌生。花的色彩也都狂热得很，从院墙内一直泄到院墙外。它们是唯一自由逾越锋利的铁丝网的生命。处处是花的阿布贾却没有花商，大概正因为随地有花。有时我们的车停在红绿灯路口，一下子会拥上来一大群卖手机卡的人。还有卖手表、卖零食和饮料的，我真想劝他们改行卖鲜花。
到了阿布贾一个月后，终于发现了一个植物园，那里可以买到一种鲜花，就是天堂鸟。植物园坐落在一条主要的街道旁边，地势从街道的高度一直向下延去，有两三亩地的面积。两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是园中雇员，告诉我们植物园主要经营室内室外的装饰性植物。问他们有没有玫瑰、百合出售，他们说玫瑰、百合在这样的气候里都不好好长，说着就指着一丛玫瑰让我看，花朵果然只有核桃大。我往远处看，问他们那边金黄耀眼的一片是什么，他们飞奔过去，砍了几枝回来，我才看明白它们是“天堂鸟”。准确地说，是“天堂野鸟”，远不及它们在美国和中国的表亲那样肥硕，姿态规范。“天堂野鸟”捆成劈柴似的一大捆，看起来气势磅礴，回家插在近一米高的玻璃筒里，那四射的金黄在沉沉暮气里开了个天窗，把非洲的烈艳的生命注入了老殖民者暗色的梦想。一个淤滞的环境搏动起来，我意识到，花可以挽救多少丑陋啊。
等这一捆“天堂野鸟”败谢（注意：我改变了单位词；不再是“一束花”，而是“一捆花”），我又去了那个植物园。这回是老板娘在当班。老板娘问了我上回买花的价格，也就按同样价格卖了一捆“天堂野鸟”给我。我很纳闷，老板娘怎么会不知道自己花朵的价格。就在这时，我发现两个男孩的表情怪异，但不便问什么，揣揣地离去。下个礼拜再去时，又只剩两个男孩了。他们说头一次卖给我花是破例的，这个园子并没有卖鲜花的业务，原先想瞒着老板娘挣几个小钱，做车马费和午餐费，他们的工资太菲薄了，常常是免吃午餐的，经我无心叛卖，他们私下赚的小钱将被老板娘从工资里扣除不算，还险些砸掉饭碗。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几回来往，我看出植物园基本是没有生意的，也不知老板娘自己的午餐从哪里挣出来。夹在主雇之间，我的同情心灵不知该向着谁，所以我决定不再去那里买花了。
今天早晨，大使馆派了一辆中巴把我们载到了当地有名的Wuse市场。
尼日利亚跟所有热带国家一样，一年只有两季，半年旱，半年雨。眼下雨季刚到，据说天气要转凉了。但下午也有四十度。风雨总是起在晚上，切断电视接收，毁坏电脑网络，但每个早晨都是雨过天晴，大路小路除了更干净以外，一点风雨的痕迹也没有。
Wuse是个露天大市场，有一平方公里的地盘，货物从布匹、化妆品到活孔雀、刚出屠宰场的畜生。一进市场，就看见两个少年头上顶着剥了皮的整羊在游走兜售。羊肉很新鲜，似乎还带体温，肥嫩的部位随着少年的步子一颤一颤，鲜红的血珠子顺着他们乌黑的额头滴下，一大群黑麻麻的苍蝇抢购似的紧追不舍。在阿布贾购买食物和日用品除了这个大市场，就是几家外国人开的超市了。昨天去了一家法国人开的超市，东西都很有质量，用具也品位高尚，但价钱太霸道，一瓶小花露水大的辣椒汁要八块美金，一公斤鸡腿胆敢要四块五角美金！在美国这个人人都胖得发愁的国家，鸡尤其不值钱。所以我才向来瑞的同事打听，是否有“抵制法货”的办法。大使馆便派了一位向导，带我和另一位新到的外交官妻子来到了Wuse。我们的向导叫玛丽亚，是一位女外交官，第一语言是西班牙语。砍价对拉丁人来说等于是调侃，所以派了玛丽亚来，免得我们两个新来的外地佬吃本地人的亏。
玛丽亚先把我们带到一个水果蔬菜摊位上，对很精神的黑人小伙子说：“这两位是我的新朋友，以后就是你的主顾了。怎么样？得让我面子上特别好看吧？”我们已经为摊子上种类繁多的瓜果目不暇接了，没有注意年轻的摊主怎样回答了玛丽亚。在Wuse做买卖是不用称的，所有东西都是论堆，论个儿，或用盆、碗量。比如大米，卖家量给你一盆，大约有五斤，算你一百七十尼拉；卖炒花生米，则是盛在瓶子里。一只只空酒瓶于是便成了花生米的包装，付一百二十元，你提一瓶走，大家都省事。如果是买杧果和橙子，就是论打，还有菠萝、木瓜、香蕉、西瓜，多一个少一个，谁都想得开，Wuse似乎没有斤斤计较的人。困难的是算账，全得口算，我们三个女人都算得不灵，算几回得出几回不同的得数。黑人小伙子弃权，看着我们算，最后似信非信地接受了我们的钱，那表情像是说：反正我们是算不过你们这些外地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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