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对人说：“孩子们就是可爱，不会装；自从我起死回生，我们‘母子感情’深了许多！他们现在整天围着我，生怕我再死一回。”
《龟滩》没有打响，没有带给陈冲预期的成功，然而她仍是爱Minon这个人物，她从此人物身上得到一些启示：一个含有多种对抗元素的女性是可爱也可敬的；在她身上，存在着圣洁和罪恶，她是个母亲，妻子，同时又是娼妓；她富于同情同时又富于残忍，她不否认任何自己的组成部分，她纵容它们。
因为陈冲与几个小演员真的相处如母子，陈冲在离开剧组时最难舍他们。亦或许与孩子们的相处激起她心里的某种温情，她忽然希望有个家，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家。
东奔西颠的生活却使她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认识人；认识一个将和她一道组成家庭的人。
离开外景地的那天早晨，她打好行李，走出房间，又在豪华丽空旷的大厅里等待。这回是等待离去；等车来接她去机场。一位经理彬彬有礼地走到她面前。他们已不再陌生，全旅馆的人，上至经理下至清洁工，都熟悉了这个叫陈冲的中国姑娘，她那么爱逗，那么平易近人和热忱，使人忘掉她是个有名气的好莱坞明星。他们非常喜爱她。
经理问陈冲：“就要走了吗？”
陈冲站起：拉一拉身上简朴的T恤，伸出手：“再见啦！”
她竭力装得无心无肺，但经理看得出她眼里那一点怅惘。经理握住她的手。
“就是想来告诉你——我们大家都想告诉你一句话：什么时候你来，这儿总有一间房是为你开着。”
陈冲感动得哑然。
还会来吗？她一点把握也没有。但她使劲向经理点点头。
她觉得自己再不能把生活当车乘了。她得“到站”，得有个“接站”的。
在飞离泰国的头等舱里，她写了一封信给一位最亲近的女友——
……好想谈恋爱、好想生孩子，好想被人疼，好想疼人家。还想穿T恤，还想炒菜，还想做裙子，还想照相。还想做梦，很长、很长的，一个串着，光拣好事做……
“你决定接《诱僧》了？”
“能不能来一下？……我觉得有些台词不顺口，你跟我一块顺顺台词……”陈冲急促地在电话中说。
半小时后，作者出现在陈冲宅内。
又半个小时后，作者与她一同将《诱僧》中她的部分台词做了些许修订，使其更口语化。
作者急需了解陈冲如何作了拍《诱僧》的决定。她却没说出个所以然。给作者的印象是，香港方面诚意难却，她不得不承诺了。
“你骑虎难下？”
“有一点。”
“有个问题可能是犯忌讳的——你的决定跟片酬有没有关系？”
陈冲坦诚地笑道：“当然有关系。片酬代表他们对你的诚意，也代表他们对你的鉴赏的高低，期望的高低。”
“片酬和角色，哪样对你刺激更大？”
陈冲表示对于这个问题她很难给予一两句话的答复。
陈冲：（认真思考着）我没法直接告诉你。我做事很凭兴趣。但我又是个较现实的人，美国这么多年的生活把我给教得现实了。我希望自己每演一个角色都是一次艺术上的求索，尽量不违心地接受角色。但在没有最令我满意的情况下，我总得做一些折衷。比如：角色不够好，但报酬非常好，我会考虑接受。相反，有的角色很有意思，我非常想演，我是不计报酬的。当今社会，谁做事不是图一头？总得有失有得吧？
作者：体现在正拍的《金门桥》，你是冲着角色去的，对吧？
陈冲：我喜欢大卫黄的剧本。他的编剧很有风味，有诗的意境。演这个角色，我根本不在乎片酬。
作者：是不是有个相对固定的片酬标准呢？我指好莱坞？
陈冲：一般来说，是的。片酬往往代表一个演员的知名度、演技。代表一个演员的身价。亚洲演员目前的片酬跟美国演员还是不能比，这证实我们在银幕上仍不是主流，仍是少数民族，所以更要争取高一些的片酬——这是争取更广泛的承认。不能不认识到好莱坞到今天还有种族歧视。黄面孔在好莱坞银幕上出现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而美国的社会结构呢？黄面孔的主治医师、黄面孔的律师、黄面孔的科学家、教授，在社会中占的比例很惊人；拿这部分人和整个黄面孔人口基数来比，比例比美国人大得多。做律师、医师就很少因为你是黄面孔而少付你薪酬。为什么做黄面孔的演员就不能拿最高报酬呢？显然亚洲人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地位还没被肯定。同样一个角色，让亚洲演员演，他们就认为理所当然可以少付些钱。作为一个亚洲女演员，我想争取的是在种族平等上的被承认。当然，我这一辈子都不定能争取到，但我会不断争取。我告诉你，争取高片酬不是一件值得难为情的事；不争，相反该难为情。不争，你承认你比别人劣，这在美国这种竞争性极大的社会，等同于一个弱者，一个甘于被淘汰的人。首先你得认定“我的货好”，买不买账是你的事。假如你确实承认“我的货好”，就按我叫的价付。这有什么不合理呢？有什么可脸红？你不承认我的质量，你可以杀我的价，或者扭头就走！当然标价不一定代表质地的优劣，但百分之八十的情况下，标价是衡量准则，这要回到我刚讲过的话：我对一个剧本，一个导演也有买不买账的权力：对方一切令我感兴趣，但需要我付很高的代价，我也同样会付。在艺术上能有创作的愉快，对我来说是第一重要的，这种情况下，我在报酬上会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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