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胸襟原不宽大。他表现得逼真而已。或许那般宽大的胸襟只不过是他的善意向往。真心宽容和超脱的他，是我在瓜棚金黄色灯火中看见的那个清瘦俊气的中年农夫。那是他的还原，满是人情味和快乐。还有丰富的情感常识。多自然和谐，与我或那暗中存在的村姑促膝坐在田畔上。
我问我爸爸：要替他写下去吗？
我爸爸说：是合作。不是“替”他写。我爸爸可不想当着我这个晚辈认那笔账。
我笑笑，合作呀。得多少年！
我爸爸看看我被一夜杂梦所染的苍白面色。他伸出带墨迹的手拍拍我的手背。明白极了，从六岁到二十四岁，所有的根梢末节都在她女儿的眼里、心里。所有的裁判。
我再是苍白一笑，说：爸爸，就是别太累了。
他已开始昏花的眼睛有那么多感激。他感激我从不点破什么。不像我母亲，在贺叔叔走后大声讲给我爸爸听同时讲给左邻右舍听；他还要怎祥啊？谁欠谁他搞清楚了吗？！打他一耳光怎么了？他剥削你那么多年，剥削你那么多才华心血、不抵那一耳光？！你还剩几年给你自己？
你自己的长篇短篇呢？这生这世还有时间写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上人大代表了，更好了，以后一个字不用写照样挂着名作家的牌子！你怕他什么？不就扇了他一个大嘴巴吗？大不了叫他扇你一下。然后你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贺一骑的书上连一个逗号都不是他写的！他在政治上拉拢你，就为了能一辈子收买你，压榨你！我们是社会主义，作兴这样拿人当牛使吗？！
我爸爸起初还听，渐渐不听；渐渐不听也听进去不少，于是抓起烟缸扔出去。他本没有靶子，却准准砸在我妈妈的小腿上。我妈妈倒在地上，我和我爸爸去扶她，她开始哭她自己栖牲在我爸爸身上的一生。开始哭出另外一种嗓音，那样开怀的大悲大怒，我们从不认识。
从此我妈妈一见我爸爸撤入他的“书斋”就冒出那个嗓音来。让我意识到她是如何为她不幸的丈夫四面八方抵挡和出击了那么多年。从八面玲珑的小巧，从纤细地在贺书记面前垂泪为她丈夫去乞讨，到目前的壮硕，张口便贯通丹田的诅咒，哪壶不开提哪壶。连她短短的烫发，揖鼻涕的姿态声音都使我感慨她经历了怎样的心理锤炼而达到如此成就。几十年的栖牲，为我父亲，也为我。眼下她的牺牲完成了，把我爸爸对她的最后一点兴趣，最后一点忍受都牺牲了。终于，在她破口大骂贺一骑，顺便也挖苦她丈夫时，我爸爸向她宣布：他有了另一个女人。文学讲习班里认识的，有一份难得的教养。我妈妈稳稳点头，事情果真应验了她的先见。
你可想而知从此往后。我很快搬出去了，和宋峻住到他外婆家。我爸爸在我之后又回到旅馆，贺叔叔用他的权势为他找了间最静雅的小房。并向所有服务员打招呼；非请莫入，一部重大文学著作正在成形。
隔着那道彻底的破裂，他们仍天天在饭桌上淡淡地谈话，谈遥远的北京西单民主墙和“星星书派”。有时那个三十九岁的文学讲习班女生也入席，一言不发地加入他们或深或浅的讨论。我妈妈从来没如愿同她来一番语言决斗，因为贺叔叔一句话就可以使旅馆成为城堡，我爸爸在其中有充足的安全和安宁，去写贺一骑的故事，贺一骑在狱中在瓜田的“基督山恩仇记”。
贺叔叔甚至比过去更著名，不断被请到电台和电视台，讲些他“流放”的趣闻，透露他下一部巨著的规模，它将代言那个庄严谬误的时代。他还偶尔出国；中国活着的偶像作家之一。
一九八零年九月，从法国回来的贺叔叔在旅馆的院子里看见一个二十九岁的少妇迎着他走来。一身编素，是那种看透各种艳丽颜色之后的单调阴沉。他皱起眉，眼睛从老花镜上方看出去，看着少妇开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过的，就在他和我爸爸离乱后重逢的那个早秋的黄昏。又是黄昏黄花。他膝上放着一摞手稿，上面是我父亲的手迹，无可挑剔的、世代相传的严体小楷，共有六十万个字——几百万个横、竖、撇、捺。贺叔叔一边读一边以一支红铅笔在稿纸空白处写下意见。他此时看出少妇是冲他来的。少妇叫一声：贺叔叔好久不见啦！
是我。
全知道：我爸爸刚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贺叔叔意见很大，红铅笔涂得稿纸页页挂彩。我爸爸只得重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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