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惟—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29)’。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十六岁一个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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