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现实如此地缺乏诗意。或说诗意对于我的现状毫不切题。我需要多挣一些钱，需要睡足觉，争取不拖欠房租，争取上课不打瞌睡。这时我听理查说：还有你。
我说：“啊？”
他说：“你也是个顺水漂来的孩子。漂过太平洋，漂到我们的海岸。”
他这样诗意真要我命。三十来岁的便衣福茨原来也可以满口文艺腔。
“对不起，我明天有课，今晚必须读完这本书。一千多页。”
“什么书？”
“索尔仁尼琴你知道吗？”
“当然！”
他不大高兴我这么提问，似乎挺摔兑他。
“我正在读他的传记。”
“他也是漂来漂去，终于漂到我们的岸。”
“你是说索尔仁尼琴？”
“你不同意我的比喻？”
“同意，同意。”你那比喻是，偌大个索尔仁尼琴被盛在竹篮里，随波漂流。这个喻象可不怎么样，比较恐怖。而且巨大的婴儿一从竹篮里站起就骂美国的大街。
“对了，下次我想听听你谈谈你的父亲。”
“好的。”不过我真想跟人讲的，或写的，是我的母亲。她从家里出逃，去拼打男人们的天下时，还不足十六岁。你怎么一字不问我这了不起的母亲？……
躺在床上，我一遍遍回忆我上次讲了哪些有关我父亲的话。不能说错一句，错了一句就会被认为是谎言。我看着外面的路灯从百叶窗缝进来，把完整的黑暗拉成一丝一丝。牧师夫妇开始做爱了，他们逐渐调整了方式，为了我好，他们现在闷声不响地作乐，在黑暗中不分你我，仅是地板的微微颤悠传到墙这边来了。黑暗似乎应去了一墙之隔，他们把我容纳到他们健康、年轻的夜晚活动中去了。
我快要在别人的节奏中睡去时，主卧室的门打开，先是牧师进了浴室，然后，是他年轻的妻子。水声飞溅，如同年轻的笑声。不知我母亲最初热恋我父亲的时候，是否对做爱有过如此的兴趣……
我母亲从芦苇遮蔽的小路一步登上两丈宽的大路，回过头。伏摇的芦苇已愈合如初，不再有退路可走。除了我之外，母亲村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找到应家三小姐的下落。十六岁的母亲从来零嘴不断，出村子前还在杂货店买了一包梅子。出了村，又叫住一个卖熟老菱的，用她的绣花手绢兜了一斤老菱。我知道，只要顺着小路上的菱角壳、梅子核寻下去，便能找回秘密出逃的母亲。
母亲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要不是她准备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给她打岔，先是走这段路的无趣，也会烦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会对自己说：算了算了。她这时找了块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绣花手绢铺上去，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着棉纱长筒袜，没有城里少奶奶的丝袜那样薄，也是精纱细纺的。走了十多里地；母亲感觉袜子从膝盖褪到小腿，又从小腿褪到脚踝，绝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两条长筒袜踩在脚心走过来的。若没有零嘴分她的神，母亲不可能受得住缩成两团，硌得要命的长筒袜。
母亲把长袜子从脚板下面一路拉上来，拉得平整光润，她心里一阵难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头望着，手把鞋子提起，仔细倒尽里面的沙土、草根。然后她从随身挎来的蓝色印花包袱里，拿出一块光洋。余下的她还有九块光洋，它们都去了之后她靠什么吃饭，她是不去想的。我母亲主意很大，九块光洋之后的日子她肯定过得下去，并过得不差。
路的西头来了辆汽车。车顶上绑着四五个皮箱，十多个铺盖卷。车子蓬头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一层泥土因而使它们看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在无论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个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个个人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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