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无所谓地笑一下。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对他的音乐买账，他绝对无所谓。我看着他俩握手，心想里昂要问理查和我的关系，我该说什么。但里昂什么也不问。便衣福茨走了之后，他马上坐回去，端起菜单认真读着。似乎刚才是个陌生人向他问路。
我们要了两个菜，加上税和小费，共十六块九角。我拿出三块九角，在账单上写了我的名字，放在桌上。想了想，把九角硬币拿回，换成一元钞票，如果里昂问我付这点钱是什么名堂，我会把失业的事告诉他。但他一个字也不问。出门后他淡淡道了声谢，告诉我他已很久没吃这么饱了。
离他的排练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沿街某家灯光幽暗的酒吧在奏音乐，是慢摇滚，旋律被寒冷的夜晚吸去，只感觉打击乐在人的内脏深处震荡。我们走过它的门口，正好有人刚进去，我看见里面满是暖洋洋的人影，一些白色裸露的肩膀浮在幽暗上面。
你冷得够呛吧？里昂忽然问我。
天是够冷的。我红着鼻子对他笑笑。
给你。他塞给我两只手套。
我十根手指立刻被带一丝潮意的温热所包裹。里昂单薄的体温这样直接进人了我。手套右手的食指裂了个口，上面裹了一圈透明塑料胶带。胶带在寒冷中变得极硬；我无意中以它去撩头发，感到它像刀锋一样在我脸上刮过。
这是王阿花干的。他说。
我怔了怔：什么？
用胶带补手套。他说：王阿花用胶带补牛仔裤，补所有的东西。
我看一眼里昂。他的日子里有许多东西要补：该补些营养，该补些暖和……
他又说：我当时说，肯定补不牢的。可是，已经两年多了。
我感觉到他脸上细腻的笑意。那是王阿花在离开他，投奔海青之前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时我们走到一个“自觉付费”停车场。里昂的车停在里面。一辆七十年代末的“福特”，引擎一发动它铺天盖地的轰鸣如同“攻克柏林”。车里有股年代悠久的皮革味。我坐到左边座位上，见面前小平台上有个小镜子。我拿起镜子，又想，我这是干什么？赶紧把它搁回去。这个动作让里昂看见了。
你想我这个车常有女人坐，是吧？
是不是呢？我笑眯眯地看着他。
镜子是王阿花的。他说，车上不少东西都是她的。一直想凑到一块给她送去。一直也没送。
他没说什么原因“一直没送”。他非常会避开事情重要的地方。车驶出停车场。出口左侧有个竖着的木箱，高度恰抵车窗，上面有个横开的小口子，比邮箱上的投递口小几倍。按说该往里面扔两块钱。里昂根本对收款箱没有知觉。他对许多规范生活环节都没有知觉。车发出坦克的声响，在出口处凶狠地低吼，随时要冲出去攻打芝加哥。里昂微微在嘴角上用着劲，眉心被两条浓重的眉毛挤窄了。他不断扭头看着马路上过往的车，他脸上的表情像说这些驾八成新的“HONDA”、“TOYOTA”、“VOLVO”的人们惹他反感和蔑视：这个庞大而愚蠢的中产阶级，好像真有什么有趣的事等着他们，值当这样行色匆匆似的；他们无非是赶路回家，躺在长沙发上看电视或打瞌睡，吃低脂土豆片或无糖冰果冻。他的车猫在那里，终于瞅准一个空档。里昂一踏油门，就潜人了车流。
开了五分钟，里昂转过脸问道：你想去哪里？
我想他两年前就这样温和地迁就王阿花。我说：我不知道，我以为你有地方可去。
你本来打算今晚做什么？他又问。
你呢？
我？他微笑起来：我没有计划赴宴。我怎么知道会有人请我吃晚饭。
我的计划也打乱了。因为我原先也不知道我会请你吃晚饭。
没关系。
什么？我的头离开了车座枕垫。
你是不是很怕失业？他眼睛用力盯着路口的红绿灯。他连盯红绿灯也会这样专注。里昂如果没有这样独特的专注表情或许是个相貌平平的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失业了？
他把车驶过路口，这期间他一直紧抓着我的注意力。
我当然知道。他说，我过去常常失业。我做过起码二十家餐馆。一看就知道你给炒了鱿鱼。我是过来人，所以要你知道没什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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