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头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戴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巴电视看得很出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我见过你。戴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流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姑娘，戴一条灰色男式围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脱下？……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美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的地点：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哪件事没发生过？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去非常正色。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马上摁一下遥控器，电视上的人物们马上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赌我的气，正一点儿一点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别问为什么。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
这时米莉已不去看电视，不可按捺地看着我。这个一向很乖的中国侍女今天居然当着她的面讲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话。她摇头摇得极轻极轻，因此轻微摇颤的头使米莉恢复了她原有的尊贵和傲慢。我赶紧转回到英文上来。
安德烈说：那好，就不多打扰了。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跟你打交道真不费事。你大概是个不费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类女人你认为不费事？
就是很难碰到的那类。
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子，听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交谈，不断出现的意外的理解和误解使我深受吸引。
挂上电话后，米莉摇颤着头盯着我。十七岁出嫁、三十岁守寡的贵夫人米莉看不起现代人的生活。她尽量离现代生活远远的，以一种高姿态去看盛在电视机玻璃橱窗里的现代生活。她对我们这些男男女女整天在轻轻摇头，把我们的感情方式、穿着方式、语言风格一一否定。她整天就这样不可思议、不屑一顾地轻微摇头；在她了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了解不了解都没关系，反正她反对。但米莉的反对是高贵而傲慢的，她傲慢得连介入都懒得。她见我穿了条牛仔裤去见安德烈，脱口叫起来：你就这样去和他吃午饭？！我问怎么了。她微翘着下巴轻轻摇头，叫我快去快去。似乎她不屑于对我们的一切过问、插嘴、评点，甚至不屑于她自己的不屑于。每次约会回来，她用甜美的假声说：我说他不会带束花给你的。或者说：我就猜到他不会送你香水。或者说：我料定他不会请你看芭蕾。有回我见一个花铺正大减价，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头。米莉带着微微的恶心朝花摇一阵头，说：你看，我告诉你他只会买这种杂花——这种七拼八凑的杂花。你们这些人里没人懂得该怎样送花：什么人送什么花，什么花代表什么，统统乱七八糟。这样乱七八糟，当然什么都可以被忘掉。我问：你指什么被忘掉？她说：不是上次你们在谈论忘掉吗？我大吃一惊：九十岁的米莉竟有这样好的记忆。
我承诺“一定忘掉”之后，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个电话。
这时我突然站住，回头去看杰克逊街×××号那幢庞然大楼。我是怎样被它吸进，又怎样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体积与力量上的可笑悬殊。从它那一个个雪亮的窗口收回视线，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来了，我可不能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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