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讲自己早年的遭遇，讲他母亲被丈夫遗弃之后，常勉励他说："阿楠啊，你要争气！"这句话成了他从小到大的指导思想。
"要争气"，加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再加上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糊涂信念，使他成了国民党反动政客的走狗，重婚未遂的罪人。
大家都竖起耳朵，连不屑听余楠检讨的许彦成也看着他的脸听他往下说。
据余楠讲，他从小由母命订婚，留学回国就成了家，生两男一女，大家都说他是好福气。可是他学的是西洋文学，不免使他深受影响，他当初是为了孝顺母亲而结了婚。他生平一大憾事是没有享受到自由的恋爱。当然，他的妻子是非常贤惠的，可是妻子是强加于他的。他看着别人自由恋爱，只有艳羡的份儿。
并不是没有女人看中他。他在学校里既有神童之名，当然就有女孩子对他钟情。他后来发表了一些新诗和散文，又赢得好些女读者的崇拜。她们或是给他写信，或是登门拜仿他当时很年轻，那些多情的小姐多半也很漂亮。不过他不敢拂逆他的母亲，也不愿背弃他温柔的妻子。后来他当了一个刊物的主编，来往的女作家很多，对他用情的也不少，有的还很主动，甚至表示"愿为夫子妾"。不过，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思想尽管深深的打动他，他想到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觉得万万不能步他父亲的后尘，做一个不负责任的风流才子。
他说，"要争气"，无非出人头地，光大自己。这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是一致的。这种思想导致他为名为利，一心向上爬，要为他的老母亲争气。可是"爱情至上"的观念却和封建道德背道而驰。英雄美人或才子佳人，为了恋爱就顾不得道德，也顾不得事。他向来把道义看得比私情重。他要求做一个铁铮铮的男子汉，道义上无愧于心，事业上有所成就。他自信英雄难过的"美人关"，他已经突破了。想不到他竟会深深陷入爱情的泥淖，不能自拔。
他接下轻描淡写地介绍了他主编的那个刊物和组稿的小姐，简约说明自己怎么由一个普通的撰稿人升为主编，刊物由反动政客资助，那位组稿的小姐就是她迷恋的美人。她真是"才调太灵珑"。她的绵绵情丝把他缠住了。他最初只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阶段陶醉，并没意识到堕落情网的危险。可是两心相通就要求两心相贴，然后就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最热烈、最迷人，也最艰苦的阶段。接下几句话就是宛英斥为"把老婆当婊子"的话，怪他"不要脸"。他认为自己用辞隐晦，也力求文雅，可是宛英竟为此要出走，他只好把这段诚挚而出自内心深处的自白删掉，只说那位小姐守身如玉，她要求的是结婚，而他是有妇之夫。
他说，这时他已完全失去主宰，已把道义全都抛弃，他已丧尽廉耻。他把事业也都丢了，只求有情人成为眷属。他自以为想出了一个兼顾道义和爱情的两全法。他出国和那位小姐结婚，抛下妻子叫她留在国内照看儿女，算是让她照旧做一家之主。
余楠停下来长叹一声说："可是爱情要求彻底的、绝对的占有。那位小姐不容许我依恋妻子儿女，一气而离开了我。"他伤心地沉默了一会儿，带几分哽咽说："我不死心，还只顾追寻。我觉得妻子儿子跑不了是我的，可是她——她跑了，我就永远失去了她。"他竭力抑制了悲痛说：他虽然已经答应了本社的邀请，还赖在上诲，等待那位小姐的消息。他想，即使为此失去这里的好工作，他卖花生过日子也心甘情愿。他直到绝望了、心死了才来北京的。
他接着讲本社成立大会上首长的讲话对他有多大的鼓舞。他向来只知道"手中一支笔，万事个求人"；他的笔可以用来"笔耕"，养家活口。这回他第一次意识到手中一支笔可以为人民服务，而一支笔的功用又是多么重大。他仿佛一支蜡烛点上了火，心里亮堂了，也照明了自己的前途。从此他认真学习，力求进步，把过去的伤心事深深埋藏在遗忘中，认为过去好比死了，埋了，从此就完了。
"可是痛疮尽管埋得深，不挖掉不行。我的进步，不是包袱，而是痛疮上结的盖子。底下还有脓血呢，表面上结了盖子也不会长出新肉来；而盖子却碰不得，轻轻一碰就会痛到心里去。比如同志们启发我，问我什么时候到社的，我立即触动往事，立即支吾掩盖。我爱人对我说：你不是想出国吗？我不敢承认，只想设法抵赖。我不愿揭开盖子，我怕痛。我只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才忍痛揭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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