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不敢买，因为知道抄底通常胜率不高；涨不敢买，因为“专家”天天强调追涨如何如何不妥。最后，你在本该是机会的时候，当了一回看客；直到行情进入加速阶段，才被迫杀进去，捡一个烟屁股。
●自己套牢时，相信很快就会解套。别人深套时，却不敢投入该股，认为还会继续深套。
●看中一个板块，就坚信这个板块有强劲的涨势，还会寻找各种消息来证明自己的判断，至于是不是事实完全取决于自己相不相信。
●抛掉一只股票之后，会十分焦灼地寻找下一个目标，直到买进才安心。
●套牢补仓时，会感慨有闲置资金的好处。但在买进的时候，又怕资金闲置，全仓买入。
●时刻关注股票行情，误导了本来正确的判断。
投资大众会有这样滑稽的心态，固然有智商、财商、情商方面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胆商问题，要么有胆无识，要么有识无胆，以致进退失据，没能在恰当的时机做正确的事情。
在股市里打滚，天赋很重要，要有高智商、高情商，更要有高胆商，胆子太小，成不了大气，但又不能放胆胡来。胆商就在于有胆识，有胆有谋，坚毅，忍耐。杨怀定就因为他不同寻常的胆商，才有如此思维突破和执行力，另外他在20年前就有这般“信息战”的意识，观念应该是很超前的。
1988年7月1日，杨怀定从国债投资资金中拿出10000元，买入100股真空电子（现为广电电子），每股面值100元。之所以买真空电子，是因为该公司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也就是说，买真空电子的收益率最差不会低于存银行。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性地购买股票，而且时间点有点怪，7月1日党的生日，不知其中是否存在某些考虑（是不是“炒股要听党的话”的想法那时候就有了）。1989年6月，杨怀定正式从国债投资转移到股票市场，成了中国第一批黄牛。当时，他们这些吃螃蟹的人被统称为“黄牛”。
这个转变其实有些偶然。1989年，杨百万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赢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杨百万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其实，杨怀定最初的算计十分朴素，就是在想，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的话，全部30万元资金投进去，一年红利就有四万多元，就可以做食利阶层了。那时的工资水平一般是每月一百多元，一年才一千多元。他也没有想到股票后来会这样大涨。所以说做股票，还是要承认运气的因素。遗憾的是，太多股民把运气当成自己的能力。尤其大牛市那会儿，自诩为“股神”的人是铺天盖地。
那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杨怀定坚信自己的判断。回头看这段往事时，杨怀定的总结是：“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而国内外的股市历史也证明：无数高手死得最惨的案例，都是因为听了外部的消息、建议，没有坚持自己的判断。
当时，杨怀定对营业部的人说，估计利率要调低，所以买点股票放着。结果没多久，利息果然下调了。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真空电子涨到800元。他
让助手化整为零不动声色地抛售。抛完后，他就带着助手到普陀山旅游了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必须克制自己，避开这个下跌过程。结果一直跌到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真空电子的价格是375元。交易所开业第一天，成交1000多股，他一个人买进了500股。后来涨到500多元，他又抛了。他抛后，真空电子又跌回到370多元。
后来，许多人都传说他有背景，知道内幕消息，不然怎么拿捏这么精准。杨百万说：“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读报分析出来的。”
这里特别强调一点：机会大多是读书看报分析出来的，这是富人思维。曾经有一部畅销书《穷爸爸富爸爸》，专门解读富人思维，谈这谈那讲了不少，却模糊了焦点。什么是富人思维？就是多读书多看报，时时处处多留一个心眼。处处留心皆生意，头脑充实才有机会当富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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