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英国人家在院子里焚烧什么东西，烟从我的窗缝溢进来。每个逃离上海的人都是先喝完贮存的酒，再烧毁所有带字的纸张。主人们在房子内开Party，仆人们在院子里焚烧纸张，所有带字的纸张，如同送亡灵上路。这个高档社区，你听见谁家留声机响得通宵达旦，鼎沸的谈话声通宵达旦，那就是在告别上海的好日子。在上海做上海人的主子做了多年，最后的上海良宵将非常怀旧感伤。上海是个谁来都要做它主子的地方，因此谁走都会舍不得它，舍不得做主子的好日子。
两三架飞机飞得很低，天花板都让它们给震动了。我披上衣服，两脚摸黑蹬进鞋子。
我是个由着性子来的人。年轻时长辈们对此有不少恶评。一旦我热血冲头，非得痛快一下，什么也挡不住我。我就是在这个热血冲头的时刻跳下床，跳上路口的黄包车，直奔虹口。今夜我必须看到彼得。
那时一定是十点过后。街上已没什么人，不知是不是因为爱寻欢作乐的美国人一多半都逃离了上海。路过一两家舞厅，门口静静的，霓虹灯自讨没趣地闪动。听说有一家舞厅在日本人组织的防空演习中手脚不麻利，没把灯光用黑窗帘遮挡严实，被日本人封了门。远处，横过来的西藏路上，一辆卡车蒙着帆布飞快开过去。日本人的军用卡车。帆布下面货色统一，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接着，又是一辆卡车开过去。黄包车夫慢下来，跟我一样，听着黑夜里藏着隆隆的卡车声响，许多卡车，由远而近，从模糊到清晰。
到了这一刻，我还没感到什么了不得的兆头。其实正是我看着十来辆日本军车开过的那一刻，成群的日本飞机正在飞越太平洋，向东南飞。黑暗的天空里全是发动机的声音。
我坐在黄包车上东想西想。我在想彼得一直没有把我引见给他父母。自从我回到上海，身边有个杰克布，仿佛做了亏心事。怕自己不再是表里如一的纯情女郎，就不再催问彼得带我回家的事。后会有期，来日方长，是我那个时候常对自己说的话。彼得和我，在相遇之前的那段历史，已经不加取舍地被彼此接受，何况我们的未来，那是被我们的过去注定的未来。
黄包车把我拉到彼得家那条街时，已经接近午夜。我不能确定彼得家具体在哪个门洞，因此只得站在带阳台的那一边弄堂里，等着运气降临。也许碰上晚归的邻居，会告诉我寇恩家的门牌号。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夜晚，只是舞台调度相反。我那时真是个无救的小布尔乔亚。
弄堂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只有一家开了盏蜡黄的灯，灯下无非是个读书或者玩儿单人牌戏的夜猫子。
我越站越冷，脚指头由疼痛到麻木。弄堂狭窄的夜空不时飞过几架飞机。我顾不得脸面了，跑到那家有灯的门口去按门铃。应门的是一个俄国男人，五六十岁，一个多毛臃肿的身体，一个多肉的脑袋，一件大花起居袍。
我灵机一动，脱口就抱歉，说自己按错了门铃，以为这是寇恩家的门。俄国男人问是不是死了人的寇恩家。我想他在胡扯什么。他却说，寇恩有两家，前面弄堂里还有一家。这条弄堂里的寇恩刚死了一个儿子。自杀身亡。彼得·寇恩吗？不，好像叫大卫·寇恩。
我想起来了，彼得在讲到他们的奥地利故居时，总说大卫养了一只鸽子，一直跟着他们的火车飞……大卫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上刻了全家人的名字……大卫到邻居家向那对宠爱他的老夫妇告别，但他们没有开门……
我都不知道俄国男人什么时候关上了门。也不知道我在关上的门前站了多久，面孔离门只有半尺。大卫才十八岁呀。大卫还有一大段人生没被启开，就不愿再去启开它了。大卫都不给我一个见面机会，就走了。
我对自己猛烈谴责；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彼得，我在这两个星期里干什么？陪着杰克布瞎逛上海老城厢，逛犹太难民区，听他大而无当地发有关迫害、有关种族的宏论。这两个星期的历史应该改写：我和彼得全家相会，跟大卫聊得很开心，聊美国的拳击和篮球，聊百老汇肤浅快乐的歌舞剧和大腿女郎，聊那帕谷的葡萄园和酒寨，聊加州的田野有多辽阔，一排排摘草莓的墨西哥人撅起圆滚滚的屁股。我可以让他看到他们家并没有那么无助，或许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在它把一切弄得更糟糕之前，可以有条出路。彼得就要去美国了，不是吗？一旦买得起船票就去，然后寇恩一家整盘棋都活了，不是吗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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