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彼得热得一头一鼻子汗，红脸蛋对红脸蛋，在溜冰场边上喝苏打水，狂喜的脸如同面具一样罩在我们脸上。面具后面，繁忙的思路全停滞了。在进入溜冰场之前，那些思路传导着一个贼亮的念头：如何把杰克布的护照弄到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往澳门，再设法登上运糖的、运干海产的、运布匹丝绸草编、运南洋木器、运藤器竹器的船只，向葡萄牙远航。彼得像这冰场上的其他犹太难民一样，让速度把躯体带到前面，而把思维拉在后面，脑子于是成了真空，不再去想逝去的每一分钟都是朝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进发的一步。还有一周就是犹太新年，“终极解决方案”正在完善。而这些都不影响那个穿苹果绿裙装的犹太少女，她开心得那么彻底，笑容那么耀眼，仰脸大笑时把槽牙都露出来了。日本人一旦彻底出卖上海的犹太难民，对于整个犹太种族，集中营和屠宰场便跨越国界跨越大洋，连成了一片。而那个穿红衬衣的犹太小伙子在这一刻玩忘了，跟那个中国舞女摔成一堆，笑成一摊……
我和彼得玩到凌晨三点，浑身玩散了架，也玩空了彼得的皮夹子才回家，彼得要赶回去睡两小时觉，起来还要去船运公司的办公室去上班。
每次疯玩之后我的心情会很差，自暴自弃后的自我厌恶，自己恶心自己。这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凌晨的感觉。彼得不能送我回家，还是照例往我手里塞几张钞票。货币贬值，我也贬值，同样几张钞票一个月前和一个月后买到的食品从斤两到滋味都次了很多。我不想马上乘车，便独自沿着马路往前走。婆娑的树影浓黑，莫测得很。我这样一个蓄谋害别人的怕谁害？
我的心情越来越坏。自我厌恶到了极点。我真是无救。尤其跟彼得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跟我玩完了把钱往我手里一塞，毫不愧悔地又去开始他一天十四小时的辛勤工作，而让我有漫长的一整天来自我厌恶。他每天活得井井有条，每个行为完成一任务，每个任务离预达的目的地更进一步。可我玩完了什么都完了。他把几张钞票塞在我手里，我跟那个红衬衣犹太小伙子的中国舞女有什么不同？
我终于叫了一辆黄包车是因为我想省鞋。皮鞋成了那时最昂贵的东西。因为只有鞋很难去将就穿旧货。我走路为了省车钱，坐车又为了省皮鞋，就这样一个寒酸女人玩起来也是不要命的。
到了家快五点了。
一早凯瑟琳就来敲门，说昨夜艾先生叫人送了一些钱来，还有一张小纸条给我。她把小纸条和钞票都从门缝下面塞进来。我赤脚跳下床，捡起纸条，把钞票又推出去，大声说钱就用在家里的开销上好了。
杰克布说他一时不能回来看我，如果我想见他的话，今天晚上可以乘轮渡到浦东去。他会接七点半那班船，不要打电话给他，因为他不会在办公室。
我匆匆起了床，七点多我就走出门去。
我穿着白帆布力士鞋，步行到了十六铺。我找到了菲利浦介绍给我的一位老板，他在澳门、南洋以及中国大陆之间走私烟土、妓女、劳工、猴子，还有就是马戏团用的驼背和侏儒。此人有个嗜好，再忙都会到粤剧团票戏。所以我按照菲利浦的建议，背熟了粤剧名角们的身世和唱腔特色，跟他聊了十多分钟。菲利浦告诉我，粤剧对于这位老板就像老酒，十分钟就把他聊醉了，然后什么都好说。我厚了厚脸皮，问他能否在把彼得和我走私到澳门去的价钱上给个折扣。他果真醉了，手指头捻了捻我的脸蛋，说可惜我不上台，否则他可以把我捧成个角儿。
那一阵我随身带有一张备忘录，上面记着逃离上海前必办的事务。当我从人口走私贩的办公室出来，成功地把价钱杀下去三成，我用笔在备忘录上又画了一道。太阳把白纸照得晃眼，最后一项该办的事是给彼得染头发。一个自称法国混血的俄国犹太女人在南京东路开了个理发沙龙，她会把什么颜色的头发都染成金色。把彼得的一头黑染发成杰克布的深栗色，太不在她的话下了。
快离开董家渡时，我突然觉得肚子饿得作痛，昨天夜里溜冰，彼得和我都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心照不宣，我们要为未知的彼岸生活做准备，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我走到一个卖水果的摊子边，买了几个浑身创伤的桃子当午饭，然后借了果贩的刀，打算剜下溃烂的桃肉。有个人在叫我的名字，一扭头，看见一个穿油污工装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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