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在一楼，门是无法开的。常州口音的抗日志士向那个架扶伤员的悄声交代了一句，那人把伤员往世海肩上一靠，就出去了。不一会儿，我们听见侧面的窗子轻轻响了一下。门从里面打开了。彼得立刻说：不要开灯。
走进手术室，彼得从门边一个挂衣架上取下一只巨大的手电筒。挂衣架上有七八只同样的手电筒，是为了常常发生的断电准备的。他轻声指示道，为了手术不被打扰，只能用手电的光源，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做他的无影灯架。只要一开灯，马上会引来值夜班的医生或护士。
彼得突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没有麻醉师，手术还是做不了。温世海把话翻译过去，双枪大侠一口常州土话，叫彼得少找借口。
彼得说麻醉弄不好会出性命。
伤员突然开口了，说：出了性命再说。他基本没有声音，就剩下气了。
彼得仍说他不敢做。常州人说：你有意拖时间！做盘尼西林的地下买卖，你胆子大得很啊！他的枪朝上升了升，枪口和彼得的太阳穴平齐。
彼得从柜子里取出消毒手术大褂，让每个人都穿上。然后他让每个人都去洗手，戴上胶皮手套。
双枪大侠就像没听见，仍然握着双枪，枪口仍然把彼得和我照看得很紧。
彼得问我能不能替他递工具。我有什么办法？只能点点头。他把刀、钳、镊子、剪刀……的名称一样样告诉我，说：亲爱的，用力气记，会记住的。
手术在三只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麻醉，切口，止血。彼得的手很忙，却不乱，不时说：灯光近一点！左边！右边！我一手拿手电，另一只手还要给他递工具。有时我两只手弄错，把手电筒递给他。他也不吱声，自己伸手在工具盘里飞快地拣出他要的工具。
手术室是一间大屋，中间拉了一块白布帘，大约以此来隔开另一张手术床。
我举手电筒的胳膊开始还觉得累、酸，渐渐就好了，完全失去了知觉，化成了那只巨大手电筒的支架。
直到最后一针缝合，我都没感觉自己只换了一只手术鞋，另一只脚仍穿着半高跟凉鞋。整个手术有两个多小时，我始终这么一脚高一脚低地站着。
彼得把两只血淋淋的手套摘下来，然后各个柜子里去找消炎药。但一颗药也没找着。他想到布帘子的那一边，说不定会有个药柜。
刚一拉开布帘，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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