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哪儿呢？我疑惑了。
我一遍遍重新打量着爸爸，终于明白，问题出在那身旧中山装。爸爸这些年像一般老年人一样一直穿那种休闲式的布夹克，我们看惯了，今天，他大概怕自己受伤后的衰相让我们担懮，纔特地换了一身旧制服。这一换，他就回到了三四十年前，那时的他，基本就是这个模样。而且……
我从椅子上猛地站起身来，一步走到爸爸跟前，用手去摸他穿着的旧中山装，特别是摸那肩。妈妈在旁解释道：“他受伤后怕冷，这件旧衣服厚一点。”
我的手已经摸到了旧中山装肩上的那块漆渍。不错，深棕色的，像台湾地图！
我再一次打量了一下爸爸，轻轻叹一声：“这衣服，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我妻子大吃一惊。
“那时他被选为人民陪审员，做了这套制服，穿上的第一天就沾上了这块漆渍……”我想说下去又语塞了。我不能当着爸爸的面告诉妻子，“文革”中爸爸曾在隔离室几次索要这套制服，准备穿着它自杀。
但我还是说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乡前到隔离室与爸爸告别，爸爸就穿了这套衣服，人也像现在那么清瘦，这也三十多年了……”
我这一说，爸爸和妈妈像突遭雷击一般，剎那间成了泥塑木雕。
爸爸终于回过神来了，低头看了看这套旧制服，自言自语地问：“是这一套？”
我面对穿了这身旧制服的爸爸，压抑不住要说一句话，这是几十年前面对这身制服时该说而没有说的。我说：“爸爸，你很了不起，面对暴力，强硬不屈。”
爸爸眼中又出现了我们过去见过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来了，他轻声说了一句：“我这种态度苦了你们，苦了全家。”
“没有！”我说，“你和叔叔带了头，我们也跟着一路强硬下去，反而简单了。”
我与爸爸常常见面，但与这套制服的最后一次见面却隔了整整三十四年。那次站在这套制服前的我强硬到什么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却被胡锡涛先生的那篇回忆文章重新搅起。现在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了，一个立即要以自己的体力劳动养活八口之家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在下乡前的极度卑微、极度饥饿中，坚持最后一分锺的学术立场，读完最后几页英语经典？
这真是二十二岁的我？
“你下乡前一天到隔离室来看我，手里还拿着一小束白花。”爸爸说。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对你说，不能给打倒对象献花。你说，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献给叔叔的。”
这下我想起来了，说：“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当时觉得路很远，要换公共汽车，中间在虹桥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缩肩跺脚，就是现在上海市中级法院那里……”
“中级法院搬到那里去了？”爸爸问，“我做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中级法院在福州路外滩。”
他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家里谁也没有见过他在法院当陪审员的样子，只记得他穿着这套制服做“被审员”。不是被法院审，“文革”时期没有正规法院。他的法院在外滩，那简直是一个太远的梦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图像。两个血性汉子，两个余家长辈，一头是隔离室，一头是墓地，我站在中间，寒风刺骨，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
现在，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灾难能避免吗？
爸爸对此历来悲观。
我比他好奇。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为什么正好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到法院起诉诽谤者。理由是：任他们猖狂，天理难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理由是：让他们出名，何苦来着。
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头头。这事比我在做院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脱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的，是整整威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爸爸原谅造反派头头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根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
……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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