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吴石岭里藏古书”。
办完事下山，大家去了朱家村。
我们扶着妈妈，很快找到了那个直到今天看来还有点气派的宅第。宅第早已换了主人，门窗都关着，敲门无人。但四周的邻居听说我妈妈回来了，全都赶了过来，一片欢声笑语。
记得小时候每次跟着妈妈来外婆家，总让瘦小的外婆忙坏了，不知找什么招待我们。当时这一带有一个糖挑子，卖一种盘在木板上，撒着白粉的麦芽糖。卖糖人一路敲着铁凿子，听起来非常清脆。那时乡间很少有货币，只用家里的旧衣、旧布换糖。外婆家毕竟是从上海来的破落财主，旧东西多，一旦来客，糖挑子闻讯就过来了。外婆一听到铁凿子的声音，便翻箱倒柜地找，然后乐呵呵地拐着小脚向糖挑子走去。
卖糖人从外婆手里接过旧衣、旧布，抖开来，在阳光下细细看一遍，塞进挑子下边的竹篓里，然后揭开遮在竹篓顶面上的一块灰布，露出一大盘麦芽糖，把刚纔沿路敲打的铁凿子按下去，用小榔头一敲，叮、叮几声，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分给我们。
我后来一直觉得，带走这个宅第最后一丝豪华遗迹的，就是那个糖挑子。正是在这里，我们把大墙内仅留的一点往日骄傲，含在嘴里吃掉了。
脑海里正回响着叮、叮的铁凿声，却听到我妻子马兰和弟媳吴敏在边上议论：“这位老太太真漂亮！”
我顺着她们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与妈妈搂到了一起。这位老太太与妈妈年龄相仿，也该八十岁了吧，但脸面清秀而干净，笑容激动而不失典雅，这是乡间老太太中很少见的。而且，我觉得依稀面善，却想不起是谁了。
我走了过去，问：“妈，这位是谁啊？”
妈妈连忙把我拉到老太太眼前，说：“逸琴，这就是我的大儿子秋雨。”然后转头对我说，“王逸琴，你记得吗，和我一起去教书的王逸琴！”
啊，原来是她。
妈妈当年抱着我敲开她的家门，说自己嫁过去的余家高地地全是文盲，要她一起去义务办班教书。
不久，我家堂前，余家祠堂，就有了两个夹着书本、穿着旗袍的美丽身影。
她们当时那么年轻，却试图让王阳明、黄宗羲留下过脚印的原野上，重新响起书声。她们成功了吗？好像没有，又好像有。
这是土地的童话。今天，童话的两个主角重逢，却都已八十高龄。
我，就从这个童话中走出。
从朱家村到余家高地地，半华里。
桥头镇的乡亲们保全了我家的老屋。我小学的老同学杨新芳先生见到我家迁居上海后散落在邻居间的家具，还一件件收集，又有小镇文化站的余孟友先生和本家余建立先生留心照管，结果，也就完整地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当年妈妈和我夜夜为乡亲们写信、记账的门户，留住了村庄里曾经惟一亮灯的所在。
又见到了我出生的床。妻子轻轻地摸着床楣，说：“真是精致，像新的一样。”我说：“那兰花布帐也没有换过，我第一回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它。”
我往床沿上一坐，只觉一种懒洋洋的困乏。我从这儿下地，到外面借住了那么多地方，到今天纔回来。
一个年轻的族亲在一边说：“可惜，你《老屋窗口》里写到的风景，全被那么多新建筑挡住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屋后就是繁忙的公路，车辆拥挤，当年小坝里夜航船的梆子声，也不会再有。祖母听到梆子声就起床了，点亮一盏小小的油灯，右手擎着，左手摸着楼梯护板一步步下楼，不久，灶间的烟囱里就飘出了几缕白雾。
楼梯边，就是我的小书房。当年我踮脚进去，支起帐子读完了《水浒传》，借着梁山好汉的勇气把黄鼠狼镇住了。
前几个月，乡下有人到上海，我已经托他们把几个书箱带回，放到这个屋子里。书箱里装有一些旧书，却还故意留出了不少空当，我早就想好了，还有一些东西要郑重地存放到这儿。
我说过，这个小书房的楼板下正是过去余家安置祖宗牌位和举行祭祀的『堂前”。那么，我要把爸爸临终留下的那一大迭纸页，包括大批判简报、申诉材料和他写的一张张借条，存放在这里，给祖宗一个交代。
我知道，爸爸一定会赞成我的这个安排。我本想在他下葬时当场焚毁这些伤心纸页的，但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说：“留下。”
我自己也要留下一堆东西在楼板上，那就是我实地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记录，以及近十余年来中国文化传媒界对我的大规模诽谤文字。虽然还远没有收齐，但现在看到的冰山一角已经极为惊人，在中国创造了好几项纪录，我想余家的祖宗一定会因此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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