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在喉底轻轻笑了一下，终于开口。下面这段，是他与我爸爸的问答——
问：你刚纔是说，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唔。
问：你过去学过语法吗？
答：学过一点，忘了。
问：“主语”没有忘吧？
答：这没忘。
问：“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我们。我是说我们大家对陈毅市长都不能过河拆桥，不是专指你们造反派。
问：专指我们造反派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那么年轻，无权无势，说得上对陈毅过河拆桥吗？
答：我说大家。
问：什么大家？你的级别有多高？
答：我没有级别。
问：一个没有级别的人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过河拆桥吗？
答：可能用词不当。
问：你用词很当。你说对陈毅不能过河拆桥，是在说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陈毅当作渡桥和工具，你老实说出来吧，你究竟是指谁？
答：……
问：触及要害就不吭声了吧！其实你刚纔躲来躲去，就是在躲主语，躲要害。既然这样，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声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
——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
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连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纔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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