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纔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他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象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这话，记者没记错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语文课本。它让我认识了毕生阅读和写作中的绝大多数汉字。
问：再请问，对你思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数学课本。它让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至今我们还常常为这些逻辑常识而奋斗。
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记者没有记错。
“都是小学？”爸爸问。
我当时没感到爸爸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什么，只随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种性情中语，倒是真话。”
过后不久，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沈如玉先生来上海，爸爸、妈妈都认识他。他现在担任家乡的教委主任，专程赶来，问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迹。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的那个普通学生。
如玉说：“你想岔了。家乡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让你在名声上增添什么？乡亲们只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励乡间孩子读书罢了。”
这就很难推托了。我想了想，对如玉说：“这样吧，找一块砖石，嵌在不起眼的内墙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与我有关的小字。”
“你拟一句吧！”如玉说。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想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沈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也曾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口，因为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驱逐我。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几个干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武汉、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至称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顺眼，偶尔挤眉弄眼，却绝不会横眉竖眼。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点闪烁其词的“材料”，作一点阴阳怪气的“规劝”，等到终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做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旁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望看到像“马桶车撞奔驰车”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在这种群体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造而长久生存。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这么一个湿腻腻的头衔。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再具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场，也失去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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