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他身边的就是副总指挥。那个人拿起一本书，翻到夹着红纸条的地方，开始“说文解字”。说的时候还会经常去翻边上的一本字典，上面夹着很多白纸条。他的发言时间太长了，终于有一个穿着红背心的学生冲上台来，大声地背诵毛泽东语录来阻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但台上那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没理他，继续边翻书边讲。穿红背心的学生为了表示抗议，下台后愤而离场，跟着他离场的还有近百人，但整个会场至少有七百多人，绝大多数留下了，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是认真地听“说文解字”，而是兴奋地听一个个昔日的大专家如何在专业上被两个造反派书生顷刻之间咬得千疮百孔。全场弥漫着一种快感。
…………
这些发言，一般都能激发起一片片很夸张的口号声。没有夸张的是，被揭发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括那些被揭露的“假权威”在内，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台发过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园里便步履轻松，别人对他们也不敢小觑，总以为他们上台发言一定获得过当权的造反派的批准，至少没有被造反派阻止。这种心理气氛，极大地鼓励了大揭发和大批判，下一次大会也就开得更热烈、也更残酷了。
那么，我可说说我的概括了：“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用一种彻底失控的民粹主义，为平日游荡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恶，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把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文化，转化为暴力。
“文革”时期在民间的风云人物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活动时间也并不很长，真正长时间大行其道的，是每个单位的失败者、嫉妒者、投机者、错乱者、无聊者，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成批地变成了诬陷者、栽赃者、报复者、泄愤者、审判者，而且都学会了装扮，装扮得大义凛然。
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使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
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带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剎那间烟消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与他讨论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大事的时代已经结束。
学院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锺，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阳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阳台，他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上陈毅市长关于团结私营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那就找出当年陈毅市长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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