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比权德舆受到李实威胁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礼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令狐峘担任主考官以来，高官中荐托的人很多，但名次数额有定，当然不能全部满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图扳倒他作为报复。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收到当朝宰相杨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顾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别的官员揭露，甚至也怕宰相是有意试探，想来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来信上缴给皇帝。
皇帝见信后把宰相找来问了一下，宰相杨炎见自己写给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里，十分气愤，就向皇帝反诉令狐峘。皇帝总是更相信宰相的，听完之后就骂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贬了。在这里，作为主考官的权力不堪一击。
在朝廷各位高官中，考官的是非特别多。公元八二○年礼部侍郎李建主持科举考试，事后朝廷认为他“人情不洽”，让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实上并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没有遵从几项请托。白居易后来说他“在礼部时，以文取生，不听誉，不信毁”；徐松说他“盖不听毁誉，故不免于遭谤也”。但白居易、徐松说这些话的时候，均已盖棺。
令狐峘们一个个被贬了，李建们一个个被调任了，只有那些绝不像他们那样做的考官们诚惶诚恐地在考场上正襟危坐。他们明白，考场只是官场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驯顺的官员而不能是刚正的学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么，沉下心，换成人情练达。
练达是为了自我安全而机敏敛藏，是为了避谤躲毁而察言观色，是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沟通。练达在无奈中，劳累在灵活中，失落在机巧中，消融在宦海中。
其二，座主声誉上的可攻击性。
一个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国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社会声誉之高简直无与伦比。朝廷为了强调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声誉。上文提到过的唐代进士及第后有“拜谢座主”的仪式，便是其中一个措施。座主就是考官，进士拜谢座主，既有真诚的感激，也有实利的考虑。座主既受朝廷任命，自称门生必为自己增光，也许今后会出现更多提携的机会。
拜谢那天，新科进士们由状元带头，骑马来到考官宅前，下马后恭敬而立，把名纸呈进去通报。被迎进庭院后，列队向东而立，考官则向西而立面对他们，接受拜谢。
集体拜揖、状元致辞、各别拜揖，然后每位进士一一自报家门，尽量把自己亲族中有点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碰巧，也会有考官同宗亲戚中了进士，而这位进士在辈分上反倒是考官的叔叔，那可怎么办呢？按照惯例，进士必须自称为侄，而尊考官为叔。（参见《唐语林》卷八补遗）
让叔叔张口叫侄子一声叔叔，他们两人都会震颤，但震颤得最强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仅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让家族伦理结构为之颠倒！
不仅如此，门生对座主的报答也是终身性的。连柳宗元都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河东先生集》卷三十，《与顾十郎书》。）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厌恶门生中那种一开始毕恭毕敬，到后来忘恩负义的人物，而他们的厌恶在当时几乎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绝大多数门生会永久地效忠座主，不愿被大家目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为座主也就拥有一笔比什么都要贵重的生命财富。
以贤明著称的唐代主考官崔群与夫人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夫人劝他什么时候为子孙置几处庄园，崔群笑着说：“别担心，我已在全国各地置下了三十处最美的庄园。”夫人大为惊讶，崔群解释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时，录取了全国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们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庄园啊！”把一个个门生比作一座座庄园，实在将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管荒芜不荒芜，这些有趣的谈论显然掩盖了一个最根本的前提：科举考试是国家行为，考试的结果怎么转眼成了考官的私有财产？
柳宗元不是主张过门生对座主的忠诚吗，但他又讨厌文坛上那些拉帮结派之徒，愤怒地指斥他们“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翮，生风涛”，“有不诺者，以气排之”。（《河东先生集》卷二十五，《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讲人道序》。）柳宗元的厌恶很能代表当时的文化良知，但这种帮派之风恰恰与他称颂过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直接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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