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权：古人说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的文章不好，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传流，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吗？
李昂：有何不可！请吧。
李权：有两句诗，“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是主考大人写的吗？
李昂：是的。
李权：您诗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是说古代的尧帝在他的衰老之年不想再统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权位禅让给许由，没想到许由不仅不想掌权，而且根本不想听让他做官的话，认为那是最坏的话，听到后还到水边去洗耳朵。
李昂：……
李权：今天我们的皇上年富力强，还远没有衰老到退位的年岁，而且皇上好像也没有把皇位让给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干什么呢？
听了李权这番话，李昂身为考官却惶骇万状，一下子软了下来。李权的做法，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文革”灾难中“造反派”暴徒通过“咬文嚼字”来诬陷栽赃的伎俩。
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科举考试中考生们的悲哀，结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恶而又愚蠢的考官在胡闹。但是，当我们的视线一旦停留在考官们身上，发现他们也处在一种极其脆弱又极不被人信任的困境中，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全方位的悲剧。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八
科举考试最终的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这也是一个千余年伤透了脑筋的老问题。历来很多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而唇枪舌剑，激烈争论。考试主持者们也曾做过一系列试验，一次次地改革考试内容，力图使它更适合于选拔管理人才。
考试中究竟是侧重诗文经典，还是侧重社会实务，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难点。在唐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重视时务策论，例如元结任州试考官时曾出过这样几个试题：
一、你认为应该如何消解当前的强藩割据？
二、你认为应该如何使官吏清廉，断绝他们的侥幸所得？
三、你认为应该如何使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种？
四、你知道粟帛估钱的情况吗？
在大诗人杜甫出的试卷中，有“华阴的漕渠如何开筑为宜”、“兵卒如何轮休”等题目。白居易则问考生“如何改进各级官员的薪俸制度”、“如何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农贫商富的问题”等等，都非常切于实用。
这些试题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不错，但我们也不能褒扬过甚。沉溺于诗赋考试固然太局限了，但是，能对身边的现实问题发表一点议论的考生，大多算不上什么人才。
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身边的具体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种取舍标准，但这是不公正的。正因为这样，一些大学者倒并不倾心于这方面的改革，他们觉得科举考试也就这么回事了，靠几道试题来断定什么考试有用，什么考试无用，未免显得武断。
苏东坡说：
自文章而言，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此而已。
（《东坡奏议集》卷一）
“均为无用”、“不过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
柳宗元说得更透彻，他认为试题的变来变去并不会改变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试题出现了什么方面的内容就会选拔到什么方面的人才。考生总是那些读书人，朝廷侧重考什么内容，他们就作什么方面的准备。
苏东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筹，但作为稀世大才他们对人才的要求，与科举考试想选拔的人才有较大的距离。
就一般人才的选拔而言，考试内容还是重要的。一定的试题定向，标志着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重点，也会对全国应试者的自我塑造起一个引导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识形态要求，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终于，出现了八股文。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