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道了司马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干净、朴实、灵动,包含着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流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某种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入。
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前来祝贺的官员居然有五位完全重复一个同样的开头:“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后来又有一位官员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风送爽”,后面十二个字还是一模一样。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为四周的人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据说却引起一片哗然,都说少了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何来“文学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这种不像正常人说话的所谓“文学性”,其实是最为低俗的“伪文学形态”。中国人已经摆脱了两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摆脱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彻底摆脱过一次。而且,每次被摆脱的文体都比现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更认真地读《史记》,除了认识历史学上的司马迁之外,还应该认识文学上的司马迁。
昨夜写作此文稍憩,从书架上取下聂石樵先生写的《司马迁论稿》翻阅,没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话,不禁会心而笑。他说:
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
这个观点,颇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几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了:《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看上去它只与文学中的诗有较大的差别,但鲁迅说了,与《离骚》相比,它只是“无韵”而已。
两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炉的这位伟人,其实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炼了,熔炼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炉就是那盏小油灯。
难道,它真的熄灭了?
一
行路,走到一个高爽之地,必然会驻足停步,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极目远望。这时候,只觉得天地特别开阔又特别亲近,自己也变得器宇轩昂。
前面还有一个高爽之地,远远看去云蒸霞蔚,很想快速抵达,但是,低头一看,中间隔着一片丛林。丛林间一定有大量丘壑、沼泽、烟瘴、虎啸、狼嚎吧?让人心生畏怯。然而,对于勇敢的行路者来说,这反而是最想深入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穿越它而抵达另一个高爽之地,它本身就蕴藏着无限美丽。
我很想借着这种旅行感受,来说一说历史。
汉代和唐代显然都是历史的高爽之地。我们有时喜欢把中华文明说成是“汉唐文明”,实在是声势夺人。但是,不要忘了,在汉代和唐代这两个历史高爽地之间,也夹着一个历史的丛林地带,那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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