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他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是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好评有一些,比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苏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远年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于是,陶渊明成了热门。
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抹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
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非常著名。普遍认为,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表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然生态意境,可以看成陶渊明整体风范的概括。但是王安石最推崇的却是前面四句,认为“奇绝不可及”,“有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王安石做出这种超常的评价,是因为这几句诗用最平实的语言道出了人生哲理,那就是:在热闹的“人境”也完全能够营造偏静之境,其间关键就在于“心远”。
正是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做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什么意味?只可感受,不能细辨,更不能言状。因此最后他要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哲理玄言诗的痕迹。陶渊明让哲理入境,让玄言具象,让概念模糊,因此大大地超越了魏晋名士。但是,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一切依顺自然,因此所有的喜悦、恐惧、顾虑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顺便把文字也洗干净了。你看这四句,干净得再也嗅不出一丝外在香气。我年轻时初读此诗便惊叹果然真水无色,前不久听到九旬高龄的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说,这几句诗,正是他毕生的座右铭。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摸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四
然而,田园还不是终点。
陶渊明自耕自食的田园生活虽然远离了尘世恶浊,却也要承担肢体的病衰、人生的艰辛。田园破败了,他日趋穷困,唯一珍贵的财富就是理想的权利。于是,他写下了《桃花源记》。
田园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终点在彼岸,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终点,因此也可以不把它当做终点。
《桃花源记》用娓娓动听的讲述,从时间和空间两度上把理想蓝图与现实生活清晰地隔离开来。这种隔离,初一看是艺术手法,实际上是哲理设计。
就时间论,桃花源中人的祖先为“避秦时乱”而躲进这里,其实也就躲开了世俗年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间在这里停止了,历史在这里消失了,这在外人看来是一种可笑的落伍和背时,但刚想笑,表情就会凝冻。人们反躬自问:这里的人们生活得那么怡然自得,外面的改朝换代、纷扰岁月,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于是,应该受到嘲笑的不再是桃花源中人,而是时间和历史的外部形式。这种嘲笑,对人们习惯于依附着历史寻找意义的惰性,颠覆得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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