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的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纔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
可以想象，一切刚刚考入洪堡大学的各国学生都会来看看学校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块铭石，这个窗口。他们似懂非懂，注视半晌，然后进入书库，俯仰今天的书架。他们中的部分人也许会由此去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史，即使不去研读，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今天社会上一切讨伐文化的行为产生警惕。这些行为未必是烧书，现在连德国境内的“新纳粹”也不再烧书，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号下的毁损，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义下的恐怖，而这些又经常与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和争斗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学的第一师训，首项校规，不容轻视，无可辩驳，凿石埋地，铭誓对天。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在柏林街头还能找到很多纳粹活动的遗址。留下了遗址，也就留下了记忆。
一切有关纳粹的记忆，并不是一场偶然的噩梦。这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的产物，具有研究的普遍价值。要不然，这些古老的街道和坚固的房子，这个严肃的人种和智慧的群体，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癫狂起来。
我认为，这是欧洲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口上一种撕裂性的精神绝望，这是社会各阶层失去原有价值坐标后的心理灾难。纳粹把这种绝望和灾难，提炼成了集团性的恐怖行为。
现代是一个平等竞争的自由天地，现代是放弃狂热迷信的理性普及，现代是对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级的渐渐轻视，现代是集权梦幻和极端思维的天然障碍。
这一切照理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已经逐步显现，但到了二十世纪，渐渐变成无可逆转的社会规则，尤其是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甚于其它国家，转眼间在德国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失败者和失望者，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坐立不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制造了“雅利安人高于一切”、“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迷思，又提供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许诺，失望心理有了一个收拢点。
一九二四年，还没有成事的希特勒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在他笔下有一种“你死我活”的性质，表达了因失去空间而难以生存的危机心理。问题是当时有这种心理的远不是他一人，否则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拥护他的独裁政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共同感受到生存危机呢答案是，社会正在转型。
在社会转型中感受到了生存空间的危机，只能产生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来扩大空间；第二种是毁损别人的生存空间来扩张自己。显然，第一种是良性方式，第二种是恶性方式，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选择了第二种。
他们首先通过毁损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来验证自己的概念，这一招很有迷惑力。因为一般民众都希望把自己的困境归因于某个人或某个群落，于是比较崇尚实利主义、娴于商业运作的犹太人成了替罪羊。明明是自己受了时代的挑战，却被解释成一个高等民族遇到了低等民族的侵害。多年来压抑心底的嫉妒之火、无望之火、失落之火一时被堂皇的理由点燃，仇恨也就立即上升到围攻，上升到暴力。
剥夺了犹太人的生存空间，纳粹又要剥夺别国的生存空间了。
纳粹的这种行为逻辑至今还发人深思。任何社会转型落实在人群中，主要表现为生存空间的盈缩，生存方式的转移。这虽然不无残酷，却是历史的必然。旧结构的代表者以破釜沈舟的决绝方式来抗拒转型，因此会出现一种惊人的整齐和狂热。现在世界上各种以原教旨主义作标榜的宗教极端分子也是既整齐又狂热，把逼近自己身边的现代生活当作必须搏杀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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