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在墙上凿坑，不是为了越狱，而是为了攀上窗口，透过铁栅看一眼湖面与青山。他终于看到了，比想象的还多，湖面有小岛，山顶有积雪。一切都那么安详。
在不知年月的某天，波尼伐被释放了，但这时，他已浑身漠然。他早已习惯监狱，觉得离开监狱就像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隐居之地。他奇怪。蜘蛛和老鼠这些年来一直与自己相处，自己在这个空间唯独对它们可以生杀予夺，可见它们的处境比自己还不如，但奇怪的是，它们一直拥有逃离的自由，为什么一直不逃离呢迟来的自由，换来的是涩涩的苦思，长长的叹息。
———读完这篇不知是否准确的缩写，我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湖面、小岛、青山、雪顶。时间蒸腾了诗人的充沛激情和多方含义，我们现在连波尼伐兄弟们的斗争目的和抗争对象也搞不大清了，但只要是好作品，即便风干了也可能会留下一个寓言化的结构。一旦寓言化，覆盖更广，伸拓更长，可填充的空间更大。
我想，即便是当初读了拜伦作品前来希隆古堡的第一批英国读者，也不是来纪念波尼伐，而是来领略一种由拜伦营造的悲剧现场。他们不可能只在囚室逡巡，而是会把更多的兴趣投注在与古堡呵成一气的千古湖山上。有了拜伦的故事，他们知道这湖山的某个角落，有过一双处于生命极端状态的眼睛，湖山因这双眼睛而显得更其珍贵。
如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希隆古堡因拜伦的吟咏而成了欧洲近代旅游的重要起点，那么，我们真要为这个起点所达到的高度而欣慰。
寓言化了的《希隆的囚徒》或许会告诉人们：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藏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它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
也许它还会说：人们不可能在不自由的空间里互助互慰，即便有心，也只能一起枯萎。
也许它还会说：人人都可能被囚禁着，也可能习惯于囚禁，但总有那一丝不同于虫鼠的渴望，终于凿壁临窗，慌然一窥，获得释放。
……
这些当然已与拜伦本义无关。许多诗文的后世效果，并非出自作者当初的企盼。但历史，还是强硬地把它们的某种精神变奏，融进了人们纷至沓来的脚步间。
为此，瑞士应该永远地感谢拜伦。一个人即便是天生丽质，如果没有众多爱怜目光的濡养，也会无觉无明，自生自灭；瑞士也是同样，如果没有那么多旅游者，它就会美得寂寞、富得枯燥。拜伦不经意地改变了这一切，但瑞士历来沈静寡言，不太会感谢人。那我们也不必强求，好在拜伦从不在意。
在瑞士，不管进入哪一座城市，抬头就是手表店。橱窗里琳琅满目，但透过橱窗看店堂，却总是十分冷落。
从卢塞恩开始，很多手表店的店堂里常常端坐着一位中国雇员，因为现在一批批从中国来的旅游团是购买手表的大户。店门一推，人影一闪，柜台里立即传出京腔十足的汉语，把那些带足了现款来买瑞士原装表的中国人吓了一跳。接着当然是笑了，但笑得有点尴尬。走了那么远的路，准备是在语言不通的前提下，比比划划地来一番猎奇探胜的，谁知人家早知道你们会一批批光临，张开大网等着呢。语言通了好办事，但这要办的事，已经有点走味。
原先瑞士的手表厂商经过多年挣扎已判定手表业在当今世界的衰败趋势，正在努力改弦易辙、寻找生机，怎料突然有大批的中国人对他们滞销日久的货品产生了狂热，他们一开始十分纳闷，后来就满面笑容了。
说起来，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定时器还是要数中国东汉张衡制造的漏水转浑天仪，但是如果说到普遍实用，我看确实应该归功于欧洲定时器。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锺的，后来改成机械锺，不知花费了多少天纔工艺师的纔智和辛劳。意大利人造出第一台用简单机械打点的锺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事，到十六世纪初德国人用上了发条，后来伽利略发明的重力摆也被荷兰人引入机械锺，英国人又在纵擒结构上下了很多功夫。反正，几乎整个欧洲都争先恐后地在为定时器出力。这与他们在工业革命和商业大潮中的分秒必争，互为因果。
至于瑞士的手表业，则得益于十六世纪末的一次宗教徒大迁徙。法国的锺表技术随之传了进来，与瑞士原有的金银首饰业相结合，使生产的锺表更具有了装饰功能和保值功能。十九世纪出现了制表机械，瑞士的这个行业便突飞猛进，举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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