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集团在整体上因不适应现代社会而变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一批优秀人物审时度势，把自己当作现代规则和贵族风度的结合体，果然产生独特的优势，受到尊重。现在欧洲的一些开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麦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们有时甚至还奇迹般地成为捏卫民主、恢复安定的力量。因此我们这一路曾多次听那些国家的民众说，如果改为总统制，他们也极有可能当选。
当然，贵族传统在今天欧洲，主要还是作为一种行为气质而泛化存在的，特别是泛化为绅士风度。例如，面对法西斯的狂轰滥炸还能彬彬有礼地排队，让妇女儿童先进防空洞，丘吉尔首相在火烧眉毛的广播演讲中还动用那么优美无瑕的文词，都是绅士风度在现代的闪光。相比之下，法国更偏重于骑士风度，从拿破仑到戴高乐，都是这方面的代表。骑士风度也是贵族传统的派生物，比绅士风度更接近贵族集团的主干精神。
无论是英国的绅士风度还是法国的骑士风度，都在追求一种生命的形式美，但这些美都属于古典美学范畴，呈现于现代常常显得劳累。伊顿公学力图以大批年轻的生命证明，古典并不劳累。
由此联想到前些年中国国内产生的一个有趣现象，很多人把收费昂贵一点、宿舍环境考究一点、录取分数降低一点的私立学校都称之为贵族学校，校方也以这个名号来做广告，而学生的家长则因收入较高而被称作“贵族阶层”。
对于这种现象，文化人进行过讽刺，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一句名言：没有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但这话我听起来有点不大舒服，因为它无法解释第一、第二代贵族堂皇出现的事实。不过这话还是很有威慑，因为在兵荒马乱的中国，谁也回溯不了顺顺溜溜的三代。后来渐渐有人做出努力，依稀透露自己今日的成就是曾祖父一辈埋下的原因。但这种原因细问起来，大抵也就是做过一任乱世官僚，或者有过一个科举名目。
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完全不必去发掘和创造什么贵族。有人说这只不过是说着玩玩而已，但在我看来，这种玩乐包含着很大的损失和危险。把“盗版”来的概念廉价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种便宜，实际上却会祸害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确切身份的人。例如那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贵族，老人家必然处处露怯，其实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虚饰地成为一个研究典型。
当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来还会在未知的天地中寻找人生目标，一说是贵族，即便是说着玩玩，也会引诱其中不少人装神弄鬼起来。中国很多人富裕起来之后很快陷入生态紊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文化人批评他们缺少文化，其实在我看来，更多倒是受了那些看起来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昨天与两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约好，今天起个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起个大早，是贪图整个牛津还在沈睡时的抽象性，便于我们把许多有关它的想象填补进去。如果到了处处都是人影晃动的时刻，它就太具体了。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这只是推测，谁也没有这么早来过，比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够叫开这个小侧门，就能找到登高的楼梯，他们从前就从那里上去过。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经气喘吁吁，却看见身边墙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毕业生，有的则是前来参观的各国学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还刻了国籍和所属校名。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万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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