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刻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只害怕礼仪不周。懂得了一点礼仪，就开始学德语。
她的德语到底学得怎么样不太清楚。齐如山先生写文章说她的德文稀松得很，还经常要找齐先生帮忙。但又有学者认为齐如山的说法很不可信，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德国，只在国内以一个普通艺人的需要自学了一点德文，应该难于评价在德国住了三年的赛金花的德语水平。我想，赛金花的德语用于一般交际场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语参加交际，已经非常不容易。语言问题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一个魔障，开始只能请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帮忙，错误百出，后来有些翻译人员还因被官府怀疑『通番”而被杀，外交上产生了疙瘩，也总是把责任推到翻译身上。这种情况，直到民国之后开始起用留学生做外交人员，纔有根本的改变。赛金花学德语，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与外国人直接沟通的第一线，但后来，人们根据那些编撰的传奇故事，还是怀疑她有以语言和色相在北京“通番”的可能，因为这纔符合她的早期身份。
……
对这个女人来说，有太多辩说不清的问题，于是她也就不说了，在世人的笑骂中渐渐苍老。
老年的赛金花日子过得很潦倒，还一直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但她偶尔遇到一两个够水准的人，也能讲出一些够水准的话。例如她在六十多岁之后曾接受过一次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的访问，在谈到社会现象时便说：“革新应由思想上革新，不应该从外表上革新，学些外国皮毛，骨子里还是老腐败，究有何益”这就不是当时一般的中国妇女说得出来的了。
我想，她说这段话的时候，脑海里一定浮现过这幢白色的楼房。 慕尼黑啤酒节，比我预想的好看。
醉态，谁都见过，但成千上万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记了身份和姓名，忘记了昨天和明天，实在壮观。
醉态其实就是失态，失去平日的常态。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从众惯性，这种惯性既带来沟通的方便，又带来削足适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这种痛苦产生麻木，渐渐把囚禁当作了天然。因此，偶尔失态，反倒有可能是一种惊醒，一种救赎。
但是，普通人没有失态的勇气，只能靠酒来遮盖和帮助。只是这种帮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态常常变成出丑。这真是人类的一大悲哀，维持惯性不行，失态出丑也不行。那就只能权衡轻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况下天天惯性，特殊机遇中自我放纵。
啤酒节，让这种自我放纵变成了群体公约，于是成了连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对的特殊机遇。
我在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中边走边想，虽然还没来得及抢到一杯啤酒，却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
懊像一进那个区域，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我们的摄像机前一刻安静不了，一张张怪脸冲着镜头又喊又叫，充满了自我表演的疯狂欲望。那一刻他们都纔华横溢，滔滔不绝的演说词喷泻而出，关于德国与中国，关于人类和啤酒，等到被别的怪脸挤走，便在旁边论述起『他人就是地狱”。他们感谢摄像机，顺便也感谢起摄像机边上的人，我们的一位小姐已被那批人拥抱亲吻得满脸油腻，只能逃上高空旋转车去凌空翻腾。
端庄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气纸龙戴在头上，一伸一缩；满脸责任的老大爷顶在头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颠。见了熟人高声呼叫，像是死里逃生、劫后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同事，或住宅的邻居，上午刚刚见过。很多年轻和年长的男女当街以热烈的动作倾诉衷肠，看情景不像是恋人和夫妻，也许是隐情突显也许是旧情复萌由于酒的存在，看起来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几个年轻人躺在街边睡着了。更可佩服的是几位老汉，笔挺地坐在人声喧嚣的路口石凳上，鼾声阵阵。一个穿着黑西装、打着考究领带的胖绅士，猛一看应该是部长或大企业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个偏斜的角度举着黑礼帽，不摇不晃，像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盅，两眼微闭，正步向前，别人都为他让步，他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我身边走着一位风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着眼镜，笑容慈善。从外形看应该是大学教授，而且好像还没喝酒。但很快我就发现错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为他突然感到了热，想把裤子当街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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