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隐藏着一个美学课题：堂堂中华文化，弘扬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提炼不出象征符号，寻找不出感性图像不仅仅为展览。文明应该可视，文化应该可感，中华文化并不长于抽象玄思，为什么反而变得比长于抽象玄思的德国文化更不可视、更不可感不少中国文化人，为什么变得比康德、黑格尔都枯燥，比尼采、王尔德都骄傲起来他们嘲谑着一切试图把中国文化感知化的努力，也许这样纔便于他们在浑沌一片的迷雾中自命尊贵。
找不到文化图像，也就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前门后门，当然随之也就找不到在文化意义上回归和出发的地点。
与此相反，很多国家却在文化意义上形象地论证着自己进入新世纪的资格，为此它们不惜暴露自己目前的困境和缺陷。例如法国馆就真诚地表白，他们国家以前只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实验室。法国人乐于想象、勇于实验，实验成果却让别人收获了，自己老是静不下心来，而现在，连实验室也处于十字路口，不知走向何方。这种坦率反而证明，它找到了自己准备探索的地点，也因此吸引了国际的目光。
自省为了创造，自嘲也是为了创造。在世界博览会的各个展馆，各国都以异样的真诚争先恐后地向世人许诺，自己将在新世纪投入革新创造，相比之下，中国馆的差距是整体上的。展览做成这样有点偶然，而这种偶然背后却隐伏着一种文化精神生态上的必然。
问题不止是文化却又直指文化。因此，真想哪一天能有更多国内的文化人到这样的地方来看看，作些比较，然后明白，这些年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互斥、越来越无聊的津津乐道，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一到德国东部小城迈森，心里有点生气。他们居然自称，这是世界第一流的瓷都。
须知我来自中国，出生于著名的越窑故地。
为此，我特意要到他们的瓷厂看看。一看真生气了，那里居然人山人海，挤满了世界各国来客，而所标瓷器的价格，简直把我们吓了一跳。世界的瓷都究竟在哪里？但是，有一件事使我产生了一点惊慌的回忆，那就是我看到了迈森瓷器的标记：两把交错的弯剑。这个标记我非常眼熟，几乎联结着生命的起点，稍稍一想就记起来了，那正是我小时候家里一座瓷锺的标记，我出生的时间就是由这座瓷锺来记录的。这就是说，迈森瓷器不仅早早地传入了中国，而且转弯抹角地渗透到了越窑故地。那是不是也太嚣张了一点因为他们的展览一开头就明确写出，他们的瓷器制作，两百年前来自中国。接下去的展览更是用实物表明，那时代中国数千年的瓷器工艺早已发展到了炉火纯青，而他们则只能学造可笑的仿制品，至多也是依葫芦画瓢。
历史态度非常坦诚。
再看下去，我渐渐变得恭敬起来。当他们终于学到了中国瓷器工艺的诀窍，立即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不管科技工艺多发达，他们尽量坚持瓷器的手工成分，尤其是那些高层产品，由工艺师笔笔手绘。但他们这样做又没有陷入保守，而是主张不断创新，与现代生活密切相联。我小时候见到的瓷锺，就是一个例子。
果然，一位正在手绘的工艺师放下笔对我们表示欢迎，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瓷器艺术。我们问他迈森的特殊经验，他笑了笑说，迈森的标记是两把交错的弯剑，其实迈森真正的两把剑是：严守名牌专利，坚持年年创新。一静一动，大静大动，便是迈森剑术。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中国的工艺文明，何以在近代失足科隆大教堂一二四八年动工，一八八Ｏ年建成，前后造了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造下来，风格居然完全统一。哥特式建筑的挺展、俏丽、轻盈，到这里变成了拔地的冷峰、触天的石林，黑压压地堆垒出一种固执而雄伟的民族精神。这种无言的秘语，不废弃、不忘却、不走样，经久如一，真不容易。
他们也有屠夫狂汉，但总的说来，绝大多数民众敢于保护杰出，保护高度，而不会赞成代代自毁、年年自损。结果，连这么高的尖顶，也逃过了战火和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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