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知道，我会走下去，在不答应他们任何要求、不理会他们任何哄闹、也不惧怕他们任何要挟的情况下走下去。她最知道我宁肯停止写作也不会向他们屈服，宁肯死亡也不会与他们合作。因此她对着我流泪，又怕惹我伤心便戴上了太阳眼镜，然后摇好车窗，低下了头。他们的车子走远了。我们还要用车轮一步步度量辽阔的文明伤心地，然后才能回国。不管回国会遇到什么，那毕竟是我们的祖国。
我正在出神，我们队伍里新来的一位司机在山道口见到了一个中国女子。在这一带见到中国人十分稀罕，总会多看几眼。这位中国女子和她的挪威丈夫在一起，一见到这队印着中国字的吉普，立即走了过来，见到这么些中国人，显得布及激动。我们的司机告诉她，我们将横穿几个文明古国，一路返回中国。她一听，眼圈红了，转身与丈夫耳语一阵，又对我们的司机说：“我们想开着车跟着你们，一起走完以后的路程，有可能吗？”回答说不可能，她便悻悻离去了。
这时，我突然想对已经远去的妻子说，我们还是不要太在意。来自狭隘空间的骚扰，不应该只向狭隘空间清算。我们的遭遇属于转型期的一种奇特生态，需要在更大的时空中开释和舒展。
我们早就约定，二十一世纪要有一种新的活法。但是，不管我们的名字最终失踪于何处，我们心中有关中华文明的宏大感受，却不会遗落。
在佩特拉山日我站了很久，看着远处的烟尘和云天，幻合中默念着一句告别时怎么也不敢说出口的话：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noad旅馆 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国王侯赛因的陵墓。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
几乎听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或女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来保卫国土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关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雀矜巨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者倪妻听，要硬没有资木，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喉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忧。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动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刁、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瞰，也曾j匕行到杰拉西（Je.h）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才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主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褐陵墓不可的原因。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禁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慢．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踢手跟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凌墓在哪里，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又们翁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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