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伊拉克边关。我们的车在一个空地停下，交上有关文件，就有两个人出来．互相争论着我们的停车方位，争了半小时还没有结果。我们听不懂，只看着他们的指手画脚，后来也就不听不看了，徽洋洋地坐在水泥路沿上，告诫自己转换成麻木心态，决不敏感，也不看手表。两个小时之后，出来一个人，说我们应该换一个门，于是我们上车，开一大圈，换一个门。这个门两边有几十米长的水泥台，想来是检查行李的地方。但没有人理我们，周围也没有其他旅客。
好不容易来了两个人，向我们要小费，不知他们是谁，又不敢不给，给了些美元。又过了两小时，再来两个人―这儿我要赶紧说明，一次次过来的人都不穿制服，分不清是旅客、流浪汉、乞丐还是海关官员―要我们每人拿出摄影秒U长登记。
总算来事了，我们有点高兴，十几台摄影机堆了一堆，由他们登记牌子、型号。好半夭，各人取回，放妥，又没消息了。
中间又有人来要小费，给完再等。
等出一个大胡子中年人，说要把刚才登记的摄影机再检查一遍，于是重新取出交给他，他每一台都横看竖看好半天，对小型的傻瓜机更感兴趣，估计是觉得更像间谍工具。他走后又毫无动静了，大家一次次上那间脏得无从下脚的厕所，故意走褥片良慢，想打发掉一点时间。盼星星盼月亮又盼出三个人，要我们把所有的手提电话都交出来。我们以为是检查，谁知是全部封存。他们拿来一只旧塑料袋，把一大堆手提电话全部装进去，说离开伊拉克之前不准拿出来，边该玫立从地上检起一根小麻绳，把塑料袋打了死结，又焊了一个铁丝圈。
接下来检查其他通讯设备，当然很快发现了海事卫星传送设施，他们搞不懂是什么，请人去了，很久，请来一位衣衫破旧的老人，对那设备琢磨了好半天，终于取出焊封，用铁条把它封死了。
这比什么都让我们心焦，因为这样一来每天拍摄的内容就传送不出去了，又失去了任何联络的工具，等于摘取了我们的器官，解除了我们的职能，那还有什么必要进去呢？
十多个小时过去了，大色已暗，还没有放行的消息。我们原想在天黑之前赶完六百公里的“死亡公路”，现在竟然还没有出发……正愁得捶胸顿足不知怎么办才好，见又出来了人，要我们再换一个门。
我们忍无可忍开了一圈，回到上午来时停车的门口，这次倒是很快过来三个人，要我们打开后车仓的门，准备检查行李。好像是一批刚刚上班的人，一切从头开始。既然已被剥夺了工作的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何况我们提并国人。先是辛丽丽小姐用高声调的英语要他们回忆一天来我们的经历，对方正奇怪一个小姐怎么会发那么大的火，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暂时压住满腔愤怒，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
鲁豫说，一队早就由他们政府批准的外国传媒，被毫无理由地阻拦了十几个小时，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吃饭，也不知如何走前面六百公里的夜路，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检查，这种情况，能在另吐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吗？请问，中国对伊拉．克，还算比较友好的，是吗？,，?…
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二个人退后两步，想解释又噎住了，看了鲁豫的目光一眼，终于低头挥了挥手，居然就这么通过了。
大家仍在火头上，鲁豫一上车就流泪，她被自己语言的渲染效果气哭了，但不能让他们看到。
以后的事情已经写过，需要补充的仅是一项：我们的技师谢迎仔细研究了海事卫星传送设备上的焊封，发现隔着封条仍能拨号。传送天线在车顶，怕发送时引来监视，就把车开到中国大使馆内的空地上。可惜使馆离我们住处太远，因此经常把车停在路边作等人状，完成发送任务。这种做法活像间谍，却保证了凤凰卫视的每天播出。我的这篇日记，三小时后也要用这种方式传回北京和香港。我想，一切防卫都会有自己的理由，但当防卫的极度严密和极度低效连在一起的时候，实在令人厌烦。如果这种防卫又严重地伤害了本来有可能为他们说点话的客人，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我真为他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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